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联的所谓军队，实际兵力并不多。这其中，实力最强的第三军总兵力为6000余人，其余各军总兵力多在一两千人左右。1938年，其总兵力，包含接受抗联指挥的义勇军、山林队，接近5万人。这支部队的很多成员从1931年起，便和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抗争，他们是最早发起抵抗的中国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苦战了14年，最后仅存1000多人。

　　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相对应，1938年开始，作为从远东进攻苏联的准备战役，日本关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连续发动大规模讨伐作战，将兵力压向作为中苏界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到1941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前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远东红军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在这一年年底，关东军的总兵力竟然达到了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当日军全力扑向中苏边境时，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北满和吉东，正夹在这两大军事集团之间！为了扼守这块中国人在东北的最后阵地，东北抗日联军的部队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中国，除了东北抗日联军，没有谁有这样漫长的抗争。

　　这种抵抗的顽强程度令人震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亡了国，波兰亡了国，荷兰、挪威亡了国，却没有一支军队的总司令战死沙场。而东北抗日联军的两任总司令杨靖宇、赵尚志都死在战场上，抗联的大多数将领都没有能够活到战争结束。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东北抗日联军里有多少女战士？很多资料里没有记载，多年来由于和朝鲜的国际关系，对于抗联的宣传仅仅局限在当地，很多英雄的事迹由于时间久远已经被遗失。抗联中的女英雄可查阅的就少之更少了，众所周知的最具代表性的是革命烈士赵一曼、八女投江。

　　但是不可磨灭的是，14年的抗日战争中，巾帼不让须眉，抗联中的女英雄、女战士自始至终踊跃地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许多女英雄没有留下姓名，她们的血色青春，每一天都是在与敌人殊死抗争，她们将热血和生命融化在白山黑水之中，她们的英雄事迹散落在民间。

　　一个朋友在整理抗联资料后和我说起几位抗联的女战士，令我万分感动，于是记录了下来。

　　一、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崔姬淑

　　1931年是东北极不平常的一年，历史在这一年打下了永恒的印迹，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九一八”事变相继发生。全中国特别是东北各民族的反日斗争也愈加高涨，建立了许多抗日武装，其中自然有许多女战士。

　　在14年抗联的艰苦的岁月中，抗联战士常年在深山野林里打游击。冬季气温常常降到零下30多度，战士们饿了吞黄豆和粗糠果腹，渴了化冰雪为水。有的同志挺不住冻饿倒在地上，很快变成僵硬的尸体。就是在这样难以想像的残酷境遇里，抗联女战士们和男同志一起行军，有时还和尖兵部队走在最前面，一面在深雪中为后面部队踩路，一面搜查警戒作战斗准备。她们的意志坚定旺盛，情绪饱满乐观。在行军或宿营时，她们做完自己的事后，还主动帮助男同志缝补衣服，看护和治疗伤病员等。如果情况允许，她们还放开嗓子，唱着动人的歌曲为战士们消解疲劳；夜间则围着熊熊的篝火，扫除四周积雪，举行文娱晚会；或者利用火光，学习政治、文化和业务知识。从女战士们身上，男同志们得到极大鼓舞，他们常说：“女同志都不怕苦不怕累，我们男同志吃点苦又算得什么!”

　　处于极度艰苦状态下的抗联部队，行军打仗时每个战士身上的负荷都很沉重，女战士除和男同志背负一样的装备外，还要携带药包、针线尺剪、补衣碎布，有时还要背上成匹的布和缝纫机。如果男同志的负重有四五十斤，女同志至少要多四五斤。她们如此的负荷沉重，无论寒暑成年累月地作战行军，却没有人怕吃苦受累，更没有人逃跑叛变。我们今天也只能说说几位代表性的抗联女战士。

　　1931年，崔姬淑和丈夫也参加了这些抗日的斗争，后来丈夫被捕牺牲。但是她没有吓倒，相反，表现了极大的勇敢和坚定，她请求组织把她安排到丈夫原来的岗位，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先后担任了龙岩洞妇女委员等职务，她组织妇女为抗日部队筹粮、送衣、送水和站岗放哨，并为动员青年参加义勇军和游击队做了大量工作。

　　1932年，日军像疯狂的野兽袭击了龙岩村，抓走了青壮年男子，烧毁了各家的房屋，崔姬淑的公公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她年幼的孩子由于连吓带饿病奄奄一息。在国仇家恨面前，崔姬淑欲哭无泪、欲泣无声。她把孩子托付给双目失明的婆婆，毅然决然的加入了延吉游击队，成为最早的女游击队员之一。

　　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崔姬淑所在的部队是第六师，师长是金日成，崔姬淑被任命为师裁缝队队长，当了裁缝队队长以后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那时候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东满地区的“讨伐”，队伍不得不经常跋山涉水进行转移，但无论怎样，崔姬淑他们也不肯把缝纫机扔掉，她常常对战友们说：“缝纫机就是手中的枪，是我们的武器。”

　　每到宿营地，她比别人休息的都少，总是及时的为大家缝缝补补。在她的努力下，被服厂始终在游击战争中起着特殊作用。部队为了表彰崔姬淑的工作，奖励给她一枚金戒指和一块手表。这两样东西后来都被她换成了食盐用于补充部队的给养。

　　1940年，部队化整为零进行分散游击，在一次战斗中，崔姬淑不幸腿部中弹负伤。敌人越追越近，为了不连累战友，崔姬淑朝背他的战士脖子上狠狠的咬了一口，趁战士一松手的机会，她挣脱下来躲在岩石后面向敌人射击，掩护战友撤退。她说：“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先走，你们快走……”

　　敌人包围上来，抗联战士已经无影无踪，敌人只找到因失血过多而昏迷不醒的崔姬淑。敌人把崔姬淑抬到一个大院子里示众，崔姬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面对日伪军大声说道：“你们这些魔鬼，杀我们同胞，烧我们房子，双手沾满中国人的鲜血，中国人民早晚会把你们赶出去。”

　　为能使崔姬淑屈服，敌人派来叛徒劝降，并承诺只要崔姬淑能放弃抗日，保证会有好吃好喝。崔姬淑义正辞严地回答：“抗日打鬼子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日本鬼子抓走了我的丈夫，杀害了我的公公，就连孩子也不放过。国仇家恨于一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会当抗联。”

　　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但严刑拷打也没能使崔姬淑屈服。敌人让她说出是哪个部队的，是不是共产党员，游击队去的方向和意图是什么？敌人使劲打她，给她灌辣椒水。即便如此她也不说。敌人在她的十个手指尖上插上了织毛衣用的竹针，那她也不说。只是承认她自己是共产党员。从那之后的几天里，崔姬淑不吃不喝，什么也不说，最后丧心病狂的日本军官竟然指使一个眼科军医用手术刀剜出了崔姬淑的双眼。她说：“你们虽然挖出了我的眼睛，可是我能看到我们胜利的那天，看到你们失败的那天；你们虽然挖出了我的眼睛，但是你们挖不走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眼睛。”敌人气坏了，说你们共产党员的心脏到底是什么样的？要挖挖你的心脏看看。崔姬淑面不改色的躺在那，被敌人活生生的挖出了心脏，英勇的牺牲了。崔姬淑牺牲时，年仅32岁。崔姬淑是抗联中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忍受了极大的痛苦，经历了残酷的折磨最后献出了生命。

　　二、传奇女英雄冯淑艳

　　抗联女英雄冯淑艳，是抗联部队的传奇女英雄，1937年，她带着国恨家仇走上抗日战场，她热舞双枪、策反日伪森警大队、智勇双全的女特工、炼狱般的被捕……当她走过风餐露宿、眠冰卧雪的岁月，迎来祖国的春天，她依然还是普通一兵。

　　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掀翻了东三省的宁静，也震碎了冯淑艳一家平淡的生活。不久，穆棱县的大街小巷飘满了日本膏药旗，一队队东洋兵在冯淑艳的家门前招摇过市，飞扬跋扈的骑兵俨然以占领者的姿态，到处杀人放火。

　　一天，泉眼河屯于凤阁家娶儿媳妇，冯淑艳母亲和大侄女去参加婚礼。流火的盛夏，古朴的农家小院里，挤满了前来道喜的淳朴厚道的乡亲们。幸福的小夫妻，刚刚拜完高堂父母，还没来得及夫妻对拜，院子里突然就闯进九个凶恶的日本骑兵。他们跳下马背，手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字排开，逼住了众人。于掌柜哆哆嗦嗦地上前解释：“太君，我们是良民……”话还没说完，鬼子小头目一把将他扒拉到一边。“这里，反满抗日的有？”他狞笑着粗暴地掀开新娘子的红盖头。随手一枪，旁边一位无辜的村民倒下了，其他的鬼子兵像得到命令一样，一排枪响过后，参加婚礼的人当场就被打死十多个。素有正义感的冯老太太，仗着胆子，想上前和鬼子理论，还没等她靠前，鬼子就开枪了，冯老太太和小孙女当场毙命。

　　那个黄昏，曾经美丽古朴的泉眼河村，一片缟素。冯淑艳跪在母亲的灵堂前，痴痴地抚模着母亲单薄的灵柩，对已经杳无踪迹的侵略者，她的内心燃烧着仇恨的烈焰。

　　国恨家仇，让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冯淑艳，走上了反满抗日的道路。1933年，几经坎坷曲折的寻觅，冯淑艳终于见到了中共穆棱区委书记潘寿廷。从此她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成了一位地下交通员。她经常去下城子、代马沟、山顶站(今大观岭站)，用暗语接头，把一份份重要的情报，及时传递给密林中的抗联部队。

　　在冯淑艳辉煌的人生履历中，策反伪满森警大队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1935年深秋，冯淑艳的丈夫王亚东就以当警察为名，打进了他表弟李文彬当大队长的日伪森林警察大队。近距离的潜伏让他能得到更多的对抗联有用的情报。

　　1936年2月10日，周保中将军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为了扩建队伍，周保中看好了伪森警大队的380多号人马。为此，他运筹很久，先后三次派睿智聪明的一师参谋长张镇华到穆棱县穆棱镇北街找冯淑艳，周保中将军希望胆大心细的冯淑艳去策反李文彬。

　　阳春三月，大地春回。肩负着庄严使命的冯淑艳夹着小包袱，以探夫为名，来到了穆棱镇北街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队部。第二天黄昏，在李文彬的家里，冯淑艳见到了气宇轩昂的夫家表弟李文彬。

　　在军营做策反工作的那段时间，冯淑艳练出双手使枪“夜打香火”的绝技。上山打猎，别人用“洋炮”，她却用大镜面匣枪练成了“神枪手”。深明大义的李文彬的工作做通后。冯淑艳和他联手密谋，又经过了近一年多时间悄悄的策反工作，伪森警大队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37年7月12日，穆棱县伪森林警察大队队部的院子里，一切看起来和往常都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冯淑艳和森警大队长李文彬的心却悬在了半空。他们焦急地等待到牡丹江逛“慰安所”的日本指挥官加藤回来。黄昏，当在慰安所逍遥两天的加藤，拖着疲倦的身子刚一露面，冯淑艳和李文彬就用眼神交流，当晚把队伍拉出去起义。

　　五时半左右，李文彬派人掐断了电话线，撤掉了岗哨和巡逻兵，院内布下了两挺机枪。他给冯淑艳送来了两只匣枪，悄声说：“嫂子，你枪法好，日本人就由你‘点炮’了。”冯淑艳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六时，李文彬将全体官兵集中到院子里。他挺直了腰板，威严地说：“弟兄们，今夜咱们要收拾日本人，都要按我的命令行动。这个时候谁要还替日本人卖命，他就别想活！”经过冯淑艳一年策反工作的官兵们，早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大家群情激昂。李文彬命令：“包围日本军官住宅！”

　　日本教官田中光着大膀子，一手提着穿反了的裤子，一手提着王八盒子，慌慌张张地从住宅往外跑，边跑边喊：“李大队长，马胡子的大大的有……”没等他喊完，冯淑艳甩手“叭”地一枪，子弹钻进田中的嗓子里。他当场就咽气了。紧接着，又一个日本军官光着屁股跑出，冯淑艳一抬左手匣枪，也结束了他的性命。眨眼间，森警大队里的8名日军都被击毙。伪森警官兵们刚起义，心里多少有点害怕，出手谁也不能这么利索。冯淑艳的骁勇表现，把森警大队的300多爷们，镇住了。

　　不到半个小时，森警大队院子里的战斗结束了。冯淑艳带着这支新起义的队伍急忙往山里撤。山腰上，闻讯追来的鬼子黄乎乎的一片。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这伙鬼子共126人，被冯淑艳和李文彬指挥的森警大队打得落花流水。

　　那年，冯淑艳31岁。她本来是个斗大字不识一筐的农妇。但就是这个柔弱的小女人，却带领380名血性男人，走上了反满抗日的道路。茫茫林海密营里的抗联部队，补充了新鲜的血液，阵阵松涛传送着冯淑艳的英名。连周保中将军也在日记里，盛赞了冯淑艳巾帼豪侠的义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冯淑艳策反过来的李文彬，后来成为抗联五军三师的师长。在血祭关东的征杀中，这个铁血汉子，为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被周保中赞誉为“精忠报国，为民族争生存死而后已，其英威千古不灭”。

　　三、中国特别旅的女兵们

　　朋友又给我讲起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最初的名字叫做中国特别旅。

　　1942年成立于苏联远东的维亚茨克小镇，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它的成员除了部分苏方补充人员和从当地征召的中国战士外，均为撤退到苏联的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官兵。在这里，他们接受了苏军提供的服装、武器，按照特种部队的标准进行训练，甚至使用了与苏联军队相同的军衔制度。

　　他们迅速重返战场，活跃在黑龙江两岸，建立了一种新的对日作战方式。面对猬集于黑龙江畔的数十万关东军，这支独特的部队以小部队的方式反复入境发起破袭和攻击，以微弱的兵力显示着中国抵抗者在东北地区的存在。在盟军大反攻的前夕，抗联教导旅付出重大牺牲，完成了对日军在东北地区作战部署的全面侦察，并以伞降和突击的方式引导盟军发起对关东军的进攻，最终凯旋祖国、光复家园的壮举。由于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斯大林曾专门发布对他们的表彰，而日本关东军则借用苏联传奇将领的名字称他们为“伏罗希洛夫部队”。

　　从中国特别旅留下的照片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到这些百战余生的中国人，有着怎样坚韧不拔的意志。而其中，几乎有关女兵的每一张照片都让人感到震撼：难道那个时代中国已经拥有这么多明显属于战斗部队的女兵？

　　那不是她们的选择，是那个残酷的时代造就了她们别样的青春。由于中国特别旅的兵力不足，这些身经百战的女战士几乎都被编入了作战部队。她们在小分队中和男兵混编，有的担任侦察员，有的担任电台员。这是一批十分熟悉武器的女性，她们在战斗中勇猛异常，是真正的特种兵。在和日军的作战中屡立战功，有的亦长眠沙场。

　　他说：前些年，一名年迈的中国特别旅女战士曾在采访时，双拳虚握举过头顶，比出了一个下劈的动作。她平静地告诉我，当年袭杀对手的时候，她们都是这样双手持刀，从背后刺入颈椎的，这样鬼子根本不可能发出叫声。这是标准的苏军特种兵徒手刺杀手法。

　　另一位中国特别旅的女兵直到今天依然梳着齐耳短发，依然喜欢穿连衣裙。她有些歉意地告诉我，现在得了帕金森氏症，所以拿东西总是拿不稳，不然会给我做地道的俄式红菜汤。她告诉我们，自己当年是特别旅派出的“小部队”的狙击手。狙击手要测算风速，还得计算标尺在距离测算中产生的误差。“特别是不能着急，我的教官说我干什么都不着急，特别适合干狙击手。”老人慢悠悠地说。

　　老人摆了一个当年狙击手的紧急立姿射击姿态。她站在门厅的走道中侧对大门，背靠一面墙，一脚蹬住另一面墙，双手环抱，模拟步枪的一根木棍竟是平平地横放置于双手之上，枪口向着左前方的门口方向。老人略略弯腰，侧头做出瞄准的姿态。看着我茫然的神态，老人微微一笑，依然是慢悠悠地说道：“狙击啊，几百米外，那个人哪，也就跟个麻巧儿（麻雀）差不多，你要打他的头，打他的心口，就跟打麻巧儿还要分打哪条腿儿似的，你要把枪抵在肩上，你心一跳啊，就打不着他了……”

　　整个说话的过程中，老人一直保持着瞄准的姿势，双手纹丝不动。我目瞪口呆地发现，帕金森氏病顽固的影响在这一瞬间竟然从老人身上消失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们和今天女兵的区别。“熟悉武器”并不足以形容她们的气质，她们都是实战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战士。这是一批可以把枪口贴在腮上，抱着枪支入睡的女兵，武器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战衣作嫁衣她们的爱情炽烈而忠贞。

　　在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几乎所有照片上，这些女兵都给人异常灿烂的感觉，那种青春的绽放和传统中国女子文静的气质大不相同。

　　2010年，在华苏军老战士举行了一次酒会，因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也拥有苏联远东红军独立第八十八旅的番号，所以这些中国老战士也在被邀请之列。人们赫然发现，这些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老太太，仍然身穿红色的布拉吉，如西方人一样热烈地拥抱，用俄语互相问候。那是一种东西方风采的魅力混合。

　　教导旅的官兵曾说他们这支部队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一支在抗战中没有出过叛徒的部队，只出过两个逃兵；第二，这支部队的女战士没有一个离婚，她们几乎都嫁给了自己的男战友，她们的爱情炽烈而忠贞。

　　为什么这些如此深切地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女战士，又如此恪守东方女性的传统？最终，我们从历史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她们有着和普通女性太不同的经历，她们来自东北抗日联军。

　　2012年，朋友在哈尔滨采访了已经92岁高龄的抗联女战士吴玉清。从依兰坐了几个小时汽车来到哈尔滨的她，个子只到朋友的肩头,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人，完全看不出原抗联第五军女战士的样子。

　　她说仗打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连女兵都上了前线，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能和日军讨伐队遭遇。面对严峻的局势，各部队的后勤人员都开始发枪。吴玉清拿到的是一支小马盖子枪，她用这支枪一直用到撤入苏联。

　　“那时候已经不分前方后方了。”在黑龙江尖山子，五军直属部队和日军打了一仗，她身边的于秘书腿部中弹，吴玉清背着他撤下火线。于秘书个子高大，而吴玉清又瘦又小。情急之下，她想到了一个办法，用绑腿把于秘书绑在自己身上，拼命地背着他跑。跑一路，血洒了一路。眼看快到密营了，于秘书却因动脉被打断，流血过多死在了吴玉清背上。“我把他放在雪地里，问他：你咋死了呢？你咋就不等一会儿呢？说着说着大哭起来。我的泪水，他的血水流在一起啦，冻成了冰溜子，我就坐在雪地上，守着他的尸体哭。”

　　生死相守不离不弃，她们用一生回报自己的英雄

　　到1942年，根据日军统计，在东北境内的抗联抵抗力量已经不及千人。面对全军覆没的危险，抗联部队开始有组织地向苏联境内转移，期望“喘过这一口气来”，使顽强的抗联可以涅槃重生，重新点燃白山黑水间的抵抗烈火。而日军则努力试图彻底打垮抗联部队，围追堵截，甚至出动飞机助战。激战中，最终突破日军封锁退入苏联加入中国特别旅的抗联残军，根据我国大使馆提供的资料，不超过1200人，其余大部分战死沙场。

　　而令人惊异的是，在这场生存比率40∶1的苦战鏖战中，抗联最后部队中女性的生存率远远高于男性。

　　她们何以能够从这种地狱般的搏战中获得生还？

　　一批在日军作战中缴获的档案文件似乎揭示了其中血染的秘密——这是抗联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总政委魏拯民留下的信件。魏拯民，本名关有维，山西人，是杨靖宇的亲密助手，也是杨靖宇殉国后代替他的抗联指挥官。由于他坚定顽强的指挥，使杨靖宇的部队在他牺牲后仍在敌后坚持了超过1年之久。

　　魏拯民是抗联残余部队撤退入苏的重要组织者和决策者之一。在他写给部队的信件中，他部署让老人、伤员和女兵撤过边界，先退往苏联，他为他（她）们开出了自己署名的介绍信，而有战斗力的男兵要继续战斗下去，掩护战友脱险。

　　冬季黑龙江、乌苏里江是封冻的，可以从江上撤到苏联境内，但是从岸边一直到江边都是结冰的冰面，没有任何掩护，这个时候过江牺牲非常大。在关东军的追击之下，撤下来的抗联部队就像魏拯民在文件中要求的那样，有战斗力的官兵在南岸坚持，掩护老人、伤员和女兵过江。在日军疯狂的追击之下，他们伤亡惨重，却至死坚守着这份承诺。直到几十年后，提到那些掩护自己过江和坚持到底的男兵们，有些老人仍会热泪盈眶。

　　殉难者中，便包括下达了这一命令的魏拯民。

　　那是真正的中国男人，他们是用生命卫护着自己的女战友，用血为她们换得生存的希望。而这一点，也明显影响了这些幸存下来的中国女性。她们的丈夫无一不是来自那批卫护过她们的男人，也因此她们的婚姻无一不是持续到生命的终点，不离不弃。

　　这些战火中得以生还的中国女性，用她们的一生回报了自己的英雄。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批侠骨丹心，又柔肠百转的中国女战士。她们和他们独特的传奇，或将不变地留在中国人的心底。

　　2012年了，中国特别旅曾经的女准尉李敏老人返回了这支部队位于维亚茨克的旧日营地。面对荒原上已经风雨剥蚀的营地，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群年轻而忠诚的中国人，他们在70年前从这里离开，重归故国。

　　老人对着大江敬了一个礼，那里，她的一名战友在武装泅渡训练中不幸遇难，长眠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

　　李敏说，只要不死，我还会来。

　　91岁抗联女战士李敏。13岁从军，抗联队伍中最小的女兵之一

　　1936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李敏和小伙伴们正在搞宣传，一队日本骑兵远远冲来，大家赶紧分散跑开。几天逃亡之后，13岁的李敏和3个少年一起上山参加了抗联。

　　后来，她在汤原县板场子屯见到了东北抗联老交通员李升。李升把她送到抗联第6军第4师营地，安排在被服厂工作。就是她和被服厂的姐妹们仿照苏联红军的帽子，一针一线给抗联官兵生产定型了军帽。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制作军服非常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布料来源。因为城市乡镇被占领，敌人对抗联始终封锁围剿，又得不到任何官方补给，想大规模采购和生产布料根本不可能。

　　李敏告诉朋友，抗联战士不仅遭到强大敌人的追击围攻，还常常受到断粮、断药的威胁，忍受饥饿的煎熬。尤其是冬季，天寒地冻，缺衣少食，斗争更加艰苦，部队经常在饥寒交迫中与超过自己十几倍、几十倍的日军周旋苦战。

　　她曾亲眼目睹一位姓林的同志，双脚严重冻伤，其中，右脚小指已经发黑，如果不采取紧急处理，整个右脚就会废掉。却见这位林同志拿起斧子对准小指，另一位战友用石头用力向斧子砸去，小指被砍下，瞬间鲜血崩流。同志们找寻草药止血，包扎后继续前行。

　　惨烈的战斗仍在继续。1938年冬天，一场大雪覆盖完达山脉。日伪军趁着大雪，进山对抗联部队进行围剿。一天，被服厂和医院被日军包围，指导员裴成春在阻击中身负重伤，她对李敏等人说：“你们快走，我在后面掩护！”

　　当时，西面是悬崖绝壁，数丈深渊；南面是又宽又长的雪沟子；东山较近，有树木可以隐蔽。李敏趟着没膝的积雪开道，却没见人跟上来。转身一看，她发现本来跟在身后的战友又被包围了。不远处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马刀一指，哒哒哒一梭子弹打了过来。李敏机智地滚进雪窝子隐蔽起来，才得以虎口脱险。这次战斗，1个女兵排只有李敏一人成功突围。

　　冰雪的寒冷冻结不了抗日的热血，战争的艰苦阻挡不了浪漫的爱情。在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大山密林深处，两对抗联战士恋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第一对的新郎官于保合是24岁的满族青年，时任抗联三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的新娘李在德是21岁的朝鲜族姑娘，任第六军被服厂党小组长。第二对的新郎官吴玉光，是26岁的朝鲜族青年，时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他的新娘李桂兰是19岁的汉族姑娘。

　　两对戎马倥偬的新婚伴侣身着戎装，胸戴山花。婚礼上徐文彬、许亨植、黄成植等同志情不自禁地用朝鲜语唱起了“那嘎扎那嘎扎”（舞曲：《前进吧！前进吧！》）并跳起了舞，赵尚志、周保中等同志不会跳，但也随着节奏使劲拍手助兴，气氛极为热烈。

　　当时有同志端来了白桦树汁，并说道：“我们没有能力酿造白酒，但我们准备了比白酒更加珍贵的天然美酒——白桦树汁，管够喝。喝了它，会永葆青春，祝愿新婚夫妇的爱情像白桦树汁一样纯真甜美，祝两对新人像白桦树一样白头偕老！”

　　月亮升起后，婚礼开始了敬烟的节目。那时候很难搞到洋烟，只好用纸卷烟叶敬给大家。吴玉光和李桂兰二人敬烟时，因李桂兰会抽烟也会卷烟，敬起烟来还算顺利。但是，轮到于保合和李在德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因为他俩都不抽烟也不会卷烟，好不容易卷上一支，头尾不分，松松垮垮，没等到递到嘴边就散花了，把他俩急得满头大汗，却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就这样，这场特殊的山林婚礼持续到了半夜，抗联战士们真是难得痛痛快快热闹了一场。婚礼的第二天，他们又都重新出发，奔向战场。

　　1939年，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反复实行拉网式“大讨伐”，山中遍布敌人的“讨伐队”，每隔十里左右就有一个“讨伐队”据点，每个据点三五十日军，只要哪里枪声一响，附近据点的日军几十分钟就可以赶到增援。

　　为了保存抗联的实力，战士们不停地在大山中穿梭，这一日从秃顶子山来到了险峻陡峭的七星峰，这里大小山峰像是一把把利剑直指青天。这时，天已接近晌午，天气炎热使战士们体力消耗严重，而且这里已然没有退路，只有依靠天险阻击敌人。

　　部队上了七星峰，峰顶上数不清的石砬子高矮错落，缝隙间有山泉淙淙流淌。敌人在前几天只是部署，没什么动静。到了第三天，敌人开始试探性地进攻了，战士们隐藏在石砬子后面，上面传令，敌人不到跟前，不许开枪。

　　敌人每天两三次向山上发起进攻，但是，都没有攻上来，战士们依托有利地形与敌人顽强对抗。但日军也改变战术，不急于进攻，打算把战士们困死在山上，打了几天，带在身上的小米已经吃光了，这里又是光秃秃的山峰，什么食物都没有，饿了，只能灌一肚子山泉水。

　　敌人的包围圈也在逐渐缩小，赖以生存的山泉水也被敌人占领。夜间，前哨站岗的地方都能听到敌人打呼噜的声音。而战士们又不能出去打击他们，情况变得越来越危急。

　　第四天，战士们准备撤退，但遇到天降大雨，山石在雨水冲刷下十分光滑，山路也十分泥泞，很多战士都滑落深谷，山下的敌人也集中火力攻击战士们，大家只能毫不犹豫，都几乎是叽里咕噜往下滚，每个人都像个泥猴。战士们刚刚突围出来，饥渴难耐，看到了河水和燕子尾草，所有人赶紧趴在河边咕咚咕咚地喝水，撸下大把燕子尾草往嘴里填。但日军像恶狗一般追赶过来，又是一番激战，战士们终于撤进了大山，成功突围，但也牺牲了很多同志。

　　四、鲜为人知的抗日女英雄孙玉凤

　　朋友还说起：牡丹江的女儿孙玉凤鲜为人知的抗日女英雄。

　　孙玉凤生于镜泊湖西北的沙兰西营城子，父亲是个读书人，家境殷实，从小读书，长大了心灵手巧，相貌出众，是沙兰方圆百里的漂亮姑娘。父母对她管束很严，平时不准许她出门，如果有事非出去不可，必由母亲亲自陪伴，寸步不离。

　　但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东北大地的时候，再紧的闺门也难以挡住热血青年爱国爱家的热忱。当抗日的呼声响彻环宇的时候，这个有胆识的东北女孩就开始酝酿离家抗日。然而这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父母却打算把她许给一个在伪警察中当巡官的表哥。让她以后衣食无忧，做一个官太太。开始，孙玉凤死活不同意，也不理表哥的上门纠缠，后来，她发现表哥带着匣子枪，便起了携枪抗日的念头。于是，她一改以前的冷漠态度，突然“热情”起来，非让表哥教她打枪不可。表哥以为孙玉凤开始对他有了好感，煞是殷勤地教着她，一来二去，孙玉凤学会了使用匣子枪。

　　这年大年三十，孙玉凤的表哥又来到她家，向她的父母打听同村村民崔炳吉家的情况。崔炳吉参加了东村李荆璞拉起的“平南洋”抗日队伍，身为伪军的表哥打听他家的情况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于是孙玉凤找了一个借口偷偷跑到崔家报信，崔炳吉的母亲一时没了主意，早有离家抗日想法的孙玉凤想了想说：“这样吧，等会儿咱们一起到“平南洋”的部队找你儿子去。”这天晚上，孙玉凤已下定决心，一定把表哥的匣子枪弄到手。

　　孙玉凤回到家，跟没事似的高兴地陪着表哥在家过年守岁，半夜了，表哥有些困了，又抽了几口大烟，舒舒服服躺在孙玉凤家的坑上睡着了。孙玉凤一看机会来了，轻手轻脚地掏出表哥的匣子枪，悄悄地离开了家，与已经准备好的崔大娘和她的女儿崔桂芝会合，连夜离开了西营城子屯。

　　可是，“平南洋”的抗日部队到底在哪里？他们一无所知，只听说”平南洋”在万家岭一带活动过。孙玉凤想起有个表舅住在万家岭，于是三人决定先到孙玉凤的表舅家，再打听”平南洋”部队的下落。

　　那时的女人很少出远门，她们不知道去万家岭该怎么走，只好边走边打听，历尽千辛万苦，走了整整七天，终于到了万家岭。当狼狈不堪的三个女人站在万掌柜面前时，惊讶得他简直不敢相信其中一人是他漂亮的外甥女。孙玉凤也顾不上洗漱，着急地向表舅打听”平南洋”的下落。万掌柜是个赶套子（做用马爬犁给木帮从山上往山下拉木头生意）的，与“平南洋”有过接触，而且不久前部队还曾在他家住过，来往山上山下对外界消息也非常灵通，可这时他刚刚听说“平南洋”被日本人抓去了。孙玉凤一听，真是又急又累又伤心，大哭起来。

　　就在孙玉凤忧心如焚，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一个大雪人撩开万家的门帘子走了进来。“平南洋”竟站在了她的面前。一听来人就是她们千辛万苦找寻的“平南洋”李荆璞，孙玉凤立刻转忧为喜，竟忘了男女有别，抱着“平南洋”喜急而泣。

　　原来，“平南洋”被日本人抓去后，一直寻找逃跑的机会，一天他利用日本看守让他倒马桶的机会，趁其不备，打死两个卫兵，夺路而逃。跑到万家岭想请有过一面之交的万掌柜将他送到部队。没曾想竟与孙玉凤她们巧遇。于是万掌柜套好爬犁，将四人送出万家岭，在五道沟找到了部队。

　　孙玉凤来到部队后，很快成为一名女战士。她不仅聪明勇敢，为人热情，不怕吃苦，而且还懂医术会打枪，很能适应斗争环境。更因为她是女性，做起群众工作，尤其是妇女工作更方便和易接受。

　　在“平南洋”组织的各种伏机战，游击战中孙玉凤也经常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乔装打扮，迷惑敌人。为大部队进攻做准备。

　　假戏真情，有一年夏天，鬼子在新安镇西五六里处的一家大粮户的场院内设了一个据点，为了拔掉这个据点，队领导决定，利用这家大粮户娶亲的之机，让战士乔扮“新娘”“新郎”进到院里，趁鬼子出来看热闹没有任何防范，将他们消灭，拔掉这个据点。

　　可是谁扮这个敢打敢冲的新娘、新郎呢？女同志孙玉凤最合适，可是在那个年代，让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去扮新娘是很不合情理的事情，于是队上安排做思想工作的崔炳吉做孙玉凤的工作。孙玉凤一听让她扮新娘，红着脸连连摇头。崔炳吉严肃地说：“总队派你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是对你的信任，如果你不去，这个据点就拔不成了。”孙玉凤一听事态严重，沉默不语了。过了一会儿说：“让我去也可以，不过我的枪法一般，为了保证这次行动成功，得有一个枪法最好的做新郎。”说完转身跑了。谁都知道，在”平南洋”游击总队中，枪法最好的就是“平南洋”李荆璞了。原来李荆璞与孙玉凤住在一个屯子，虽没有说过几次话，但孙玉凤早已被李荆璞拉队伍抗日的英雄行为所打动，十分佩服他。两人又在万家岭不期巧遇，上山后又疗伤医病，日久天长两人已心存爱慕。只是部队有规定，不准谈恋爱，二才把这份感情始终埋藏在了心里。这次，虽不是真的结婚，但女儿家的心思大家都是非常理解的。何况孙玉凤说的也没错，枪法好才能保证这次战斗的成功。毕竟是两个人要对付二十几人。于是，队上决定由李荆璞扮新郎。

　　那时候，一些东北的富户人家也是恨日寇支持抗日的。因此经过做工作，这家大粮户答应假迎亲打日本。

　　天刚放亮，化了妆的迎亲、送亲队伍就吹吹打打地进了新郎家的院子。鬼子听到吹打声，纷纷出来看热闹，嘻嘻哈哈地冲着花轿指指点点地说笑着。这时，孙玉凤猛地将盖头扯掉，一掀轿帘子，与同时冲出轿子的李荆璞一起，举枪就打，很快将二十几个鬼子撂倒。在屋里睡觉的三个鬼子刚要反抗，也被冲进去的战士消灭了。

　　战斗结束了，孙玉凤悄悄来到李荆璞的身边，轻声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变成真的呢？”李荆璞深情地望着孙玉凤娇好的面容。竟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时候？抗战胜利。可抗战什么时候胜利呢？他不想敷衍这个痴情的姑娘，可他却让她失去了一个最美好的期待。

　　巧运军火由于战事连连，“平南洋”部队弹药消耗很大，于是部队决定派孙玉凤进城与宁安地下党联系，帮助解决弹药问题。孙玉凤进城后，很快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但是如何搞到弹药呢？这时，有一名侦察员向孙玉凤提供了一个线索：有一个告老还乡的旧东北军军官，不仅为人好，而且非常爱国，经常念叨，他人老了，不中用了，但过去积攒的家产还能为抗日出点力。这名侦察员现在就在为这个老将军家担水。为了弄清老人为抗日尽力的心情愿望，孙玉凤决定亲自与老将军见面。于是她以侦察员姐姐的身份，到老将军家帮佣。没几天，聪明细心的孙玉凤将老人照顾的无微不至，完全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看时机已到，孙玉凤向老人亮出了真实身份。老人真是又惊又喜，高兴地说：“我正要找“平南洋”呢，我在东北军服务时，为晚年生活考虑，曾收藏了一些弹药和短枪，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我一度打算重返战场，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于是我就想将这批军火交给“平南洋”。可又不知如何找他，你来了太好了，终于可以了却我这个老军人最后的心愿了。”看着情真意切的老人，孙玉凤也十分激动地说：“您老放心吧，我一定将这些军火运到战场，多消灭鬼子，满足您老的心愿。”但是由于敌人封锁很严，弹药很难运出城去。宁安地下党也想了很多办法，都行不通。可巧，老将军一个亲戚前来报丧，孙玉凤觉得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她与老将军做通了这个亲戚的工作，让他协助运军火。一切准备停当，弹药放到了棺材的夹层中。临行，这个亲戚又为难地问孙玉凤：“明天过城门卡子，敌人要检查么办？”

　　“别怕，我在棺材里埋伏了十万神兵，如果敌人非要开棺的话，你就微微给他错开点缝，这十万神兵一出来，他肯定不检查了。”孙玉凤神密地说。

　　第二天，孙玉凤穿上孝衣，又请了几个帮忙的，就起灵了。他们一路哭着，很快来到了卡子，站岗的伪军果然喝令他们开棺检查。

　　“人死好几天了，已经有味了，万一有个传染病……”孙玉凤说着向那个亲戚使个眼色。棺材错开了两寸宽，一股难闻的臭味迎面扑来，正伸长脖子往里看的伪军连忙捂上鼻子掉头躲开，边躲边嚷：“赶快滚开！赶快滚开！”

　　孙玉凤他们就这样顺利地出了城，将军火运到了部队。大家都非常奇怪，棺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孙玉凤强忍住笑，告诉他们：“我在阴沟里拣了一只已经腐烂的死狗，放在棺材里了。”没等孙玉凤说完，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

　　千钧一发孙玉凤经过与日本鬼子面对面的斗争，越来越沉稳成熟了。1933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平南洋”反日总队的妇女队队长。可是战争的烽烟难以阻断女儿家的情怀。男才女貌的孙玉凤与李荆璞常常是部队整休时的谈笑话题。为了严明军纪，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李荆璞在总队大会上宣布，不赶走日本鬼子决不成家。听着李荆璞的誓言，孙玉凤心里充满了酸楚。她理解他，理解他作为一队之长，抛开儿女私情的深意，她也愿意等待他，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等待，她也不会吝惜，只是她不知道这种等待是多久，有时她甚至想自己是不是能够等到这一天。

　　李荆璞发表宣言之后，没有人再拿他们的事情说笑了。大家都默默地为这对战火中的恋人创造一点单独相处的时间。让这个痴心的女子多得一些安慰。可是李荆璞却对孙玉凤说，胜利之前尽量不单独见面。孙玉凤咬着嘴唇点头答应了。可她却经常远远地注视着忙碌的他，担心着他的身体，他的安危，他的冷暖。

　　1934年初冬的一天晚上，山风呼啸，松涛阵阵，孙玉凤睡不着，穿上老羊皮袄，拎着手枪，习惯性地走到李荆璞的营房外，察看他住处周围的情况。营房内还微微露出淡黄色的灯光。窗上隐隐地显现出李荆璞伏案的剪影。突然，借着朦胧的月光，孙玉凤看到在几米远的大树后有个人影，对着窗上的剪影举起了手枪，来不及多想，孙玉凤的枪先响了，刺客应声倒下。听到枪响，李荆璞和战士们都跑了出来，

　　原来此人是后勤部门的一个小战士，被敌人收买，欲提着李荆璞的人头领十万大洋的赏钱呢。通过这件事，大家更加提高了警惕。

　　1935年，已编为绥宁反日同盟军第五军第一师的“平南洋”部队，在师长李荆璞的率领下转移到穆棱县境内，敌人得到情报后，立刻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由于战事连连，李荆璞日夜操劳，不得休息，染上了伤寒病。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孙玉凤带一连在秋皮沟留下来给李荆璞冶病。由于缺少医药，李荆璞的病越来越沉重，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孙玉凤真是心急如焚，她使出年少时与舅舅学中医的所有本事，自已到深山中采草药，亲自尝，亲自煎，一口一口喂，衣不解带地日夜守在他的身边，观察着他的病情，在她的精心治疗护理下，李荆璞的病情有了一定好转。但身体仍然极其虚弱。为了调补，孙玉凤和战士们将仅有的一点小米和盐都留给他煮粥喝。可是粮食越来越少，盐也不多了，派到山下搞给养的张连长迟迟不归。队长的身体如此虚弱，没有粮食怎么行！孙玉凤决定亲自下山搞给养，她装扮成农家妇女，混到穆棱县城，买了一些药品及饼干、罐头等食品，又绕了很远的道回到山里。警卫班长受孙玉凤的启发，不久，也去县城购买了一次食品。在孙玉凤及同志们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李荆璞身体复原很快，到了秋天，病已经完全好了，孙玉凤又带领一连，一路护卫着大病初愈的李荆璞，在林口县刁翎镇与部队取得了联系，回到了部队。

　　1936年初，在党的领导下东北的抗日武装开始组建抗日联军，李荆璞的绥宁反日同盟军第五军第一师被编入由周保中任军长的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李荆璞任师长，孙玉凤被任命为一团副政委，师党委成员。

　　不久，共产国际代表吴平（杨松）与苏联边防军取得联系，苏方决定援助抗联一批军火，在边境的大森林里建立一个双方互不见面的储藏站。军部决定派熟悉地形、经验丰富的李荆璞去完成这个任务。孙玉凤听说后，要求亲自率一连去护送。

　　这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孙玉凤、李荆璞带领战士们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在穆棱县东部的大森林中艰难地行进着，就在离边境不远时，日军的一支巡逻部队沿着他们在雪地留下的足迹追了上来。看到情况危急，孙玉凤对李荆璞说：“你先走，我在这里拖住他们。”身负重任，李荆璞没有办法，只好留给她两个排、两挺机枪，说了一声：“你要多加小心。”就带领其他战士向东部的树林撤去。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他与孙玉凤的决别。

　　孙玉凤看着李荆璞向东撤了，就命令战士加大火力，吸引敌人，日军听到这边火力猛烈，以为遇到了游击队主力，攻势也更加强劲。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敌众我寡，孙玉凤和战士们被黑压压的敌人团团围困在一个小山崖上。子弹打光了，战士们也一个个倒在孙玉凤身边。她的腿上也中了子弹，鲜血渗透了厚重的棉衣，包围圈越缩越小，敌人看到有女人，便想捉活的，停止了火力，叽哩哇啦向孙玉凤扑来，孙玉凤强忍着伤痛，慢慢站起来，看看渐渐逼近的敌人，看看那湛蓝的天空，莽莽的雪岭，她多么爱这蓝天，多么爱这片土地，多么想与自己的心上人一起守护着它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那群豺狼粉碎了她美好的梦想。两行清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她狠狠地甩甩头，向敌人打出最后一梭子子弹，抱着机枪毅然向悬崖下跳去…….

　　孙玉凤，牡丹江的女儿，中华民族的女儿，为了驱逐侵略者，光复中华，她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自己的祖国。1945年冬天，李荆璞重返牡丹江时，才知道孙玉凤当年为掩护自己已壮烈牺牲了，他满眼含眼，久久的屹立在孙玉凤跳崖的地方。

　　在抗联中有许许多多像她们一样的女英雄，女战士，为了抗日，英勇的牺牲了，我们不能忘记她们！我要用这支笔，为这些英雄的女兵们写下去，写下去！让她们的英灵永在，精神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