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这是—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又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多年来，各帝国主义、满清政府、封建军阀和蒋家王朝都是按照前一条定律变化的。而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苦奋斗，遭到了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终于“从此站起来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就是按照这后一条定律发展的。回顾1937年日寇在侵华初期，在蒋介石的假抗日、真反共和曲线救国等的反动政策配合下，气焰何等嚣张、凶狠！他们嗜血成性，杀人如麻。中国的半壁河山，顷刻陷入魔掌。而蒋记政府一年两迁，亡国论者做奴有据，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屈膝称臣于日本天皇脚下，以便有朝一日蒋汪合流，达到他们“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目的。日本帝国主义以为其侵华战争和希特勒的侵苏战争必胜无疑，于1941年12月又参加了德、意、日侵略轴心，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然而事物并非以国内外反动派的意志转移。中国共产党奉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策，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拥护和国际进步人士的支持。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科学地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鼓舞和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信心。1938年日寇占领武汉之后，也就是蒋介石在日寇诱降之下极度动摇而其副总裁汪精卫觍颜投降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抗日的相持阶段到来了。这是共产党及其率领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全面抗战的结果，是共产党正确的内外政策的结果，也是日寇先天不足而后天又陷入泥潭的结果。从此，日寇虽然加强了敌后残酷“扫荡”和“强化治安运动”，加强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但从敌后的战争态势来看，日寇的兵力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表面上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回光返照。胶东战场自1942年以后，在日寇的据点里和“扫荡”的队伍中，17、18岁的小鬼子日见增多。日本鬼子本来个子矮小，而小鬼子就更矮小了。他们年少幼稚，身弱力薄，怕死想家，可是“武士道”精神教育和忠于天皇的欺骗宣传，使他们又不得不装出一副“赫赫皇军”征服者的架势，令人可恨又可笑。而深入我根据地的日伪据点也不像过去那样蚕食一处就树立一处，而是逐步撤守，不断龟缩于沿海和中心的城镇之中。

　　1944年我东海区的秋季攻势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我当时任八路军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根据胶东军区首长的命令，东海区的作战目标主要是拔除敌伪深入东海区腹地的水道据点。作战计划是，由司令员刘涌、政委仲曦东和副司令员于得水率直属三个营，配合军区16团3营共同完成作战任务。同时决定我在“家”留守。我则认为仅在水道一面组织攻势显得单薄一些，应该把打击面更扩大一些。当时采用的是游击战术，不会违犯“两个拳头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术原则。况且正处于青纱帐季节，是我打击敌人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失之可惜。问题是，主力都走了，如何再组织一个攻势？要保证主要战场的胜利，要服从整体的利益，不能在主力中分兵。这可真有点把我急坏了。

　　常言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并非总是虚言。我经过“千虑”后，坚定地向刘、仲建议，允许我把文东、文西、荣成、威海四个独立营集中起来，把文登城作为目标围困起来，寻找战机夺取之。我不多带机关人员，只要敌工股副股长郝香斋、一个干事、一个秘书、几个便衣。刘、仲同志经过商讨，慨然同意了我的建议，并立即给四个县的独立营下达了命令，由我指挥他们行动。就这样，我们一行八九人和刘、仲率领的主力部队从东西方向分别出击了。

　　 （二）

　　1944年8月17日下午，我们抵达文东独立营的驻地—泊石村。此时四个独立营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晚饭后，我召集各独立营首长会议。在场的有：荣成独立营营长周文茂，副政教慕北场；文东独立营营长刘剑秋，副政教刘进；威海独立营营长江海，副政教宋奇光；文西独立营营长贾邦元，副政教刘江。在了解分析和研究了敌情之后，当即决定：第一，文东和荣成（缺一个连）两个独立营，还有靠城附近的各区中队和民兵负责围困文登城，并随时准备打击出入城的敌伪军。文登城分老城和新城。原来的旧城为老城，驻有伪军五个中队和一个省伪警备大队（三个中队），共有伪军八百余人。伪警察、伪组织和伪县政府人员二百余人。在老城东南约五百米处，日寇单独给原军阀毕庶澄的官宅子和文登乡村师范学校修筑了围墙和碉堡，叫做新城。里边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一个宪兵小队，一个机炮小队和一个便衣班，约二百余人。第二，威海独立营负责卡住文（登）威（海）公路。以伏击战、麻雀战、地雷战，打击往来文、威的日、伪军。同时威独还要组织指挥区中队和民兵，把公路上的杨家产、高格庄、申袼庄的据点包围起来。一面开展政治攻势，一面切断敌人同城里的联系。第三，文西独立营负责围困文（登）烟（台）公路上的汪疃据点，以迫使伪军投降。第四，由郝香斋领导于云海（我军的敌工干部，隐蔽在伪政府中任建设科长，半个月前因叛徒告密奉命撤出城来）和一个月前被我军俘虏的原文城伪军副大队长杨子实，负责掌握敌伪内部情况，并和伪军关系取得联系，争取里应外合消灭老城的全部伪军，或争取伪军反正。

　　午夜，我刚睡着，郝香斋把我叫醒，说刚才赛有勇（新城中我们有两个关系，一是赛有勇，他在新城日军便衣班当班长。一个是给鬼子做饭的炊事员——名字记不住了）派联络员送来一份情报，明天清早有五十多个鬼子要到威海去，企图不详。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决定抓住战机，伏击敌人。因为威海独立营在两小时前已经出发到城东北的洪水岚村。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由文东独立营派两个通信员火速送给他们，要他们在拂晓前在公路上设伏。不幸那两个通信员中途踏响了民兵埋设的地雷，一伤一亡，因而失掉了设伏的战机。

　　我们从伪军关系中得知，城里的日伪军见我军云集在城周围，有攻城的模样，恐慌得寝食不安。伪2中队长刘振海和八中队长张世忠，都找关系传出话来，说他们一定要弃暗投明。但是又在观察形势，看风使舵。张世忠是国民党投降派安廷赓部属，投降日寇后，与国民党特务仍有联系，想将部队拉到莱阳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那里，因而嘴里说是弃暗投明，其实是搪塞应付。我们还从伪军家属中得知，伪大队部的日本指导官曾对伪军官说，不日将把1、2、3、8中队改编为“皇协军”，并派往别处。这更使伪军慌乱动摇起来。我们根据上述情况，除军事上加强警戒，随时准备出击外，也派人进城对伪军进行瓦解和劝降，同时不断向日伪军散发宣传品、加强夜间喊话，这使日伪军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三）

　　25日晚8时左右，赛有勇又从日军那里得悉，鬼子六十余人，伪军二百人，带着轻重机枪，于26日晨要去威海。我即令威海独立营在杨家产至申格庄这段公路选择有利地形设伏。考虑到威海独立营三个连伏击这么多的敌人会遇到的困难，我又令文东独立营2连参加这次伏击战。2连连长赛时礼同志英勇善战，他会打个漂亮仗回来。不过他是一个负过重伤的瘸子，平时急行军就有困难，此次更须半夜行军，于是我让他骑上我的马，由营长刘剑秋带领。他们必须在两小时之内走三十华里，抢在敌人前头。于拂晓前到达城东北公路上，和威海独立营一同完成这一战斗任务。

　　天亮了，我们登上泊石北山。从望远镜里观察，文登城笼罩在浓雾和炊烟之中，只能看出几个高大的碉堡。整个文登城死气沉沉，只从峰山，三里庙子和七里汤的据点里偶尔传出几声枪响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显然是伪军在打枪壮胆。

　　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城东北方向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单凭手榴弹激烈的爆炸声，可以断定是敌人中了我军的埋伏。因为浓雾未散，且有峰山遮挡，用望远镜看不到双方战斗情景。约半个小时后，手榴弹不响了，只有零星的枪声。一定是战斗结束了。

　　中午接到威海独立营和文东独立营送来的战斗报告。大意是：早晨6点，日军在前，伪军在后进入伏击圈。日伪军拉的距离很长，由文独2连断后，顶住伪军，威独则集中力量打击前面的日军。战斗一开始就跟敌人拼了手榴弹。威独1、2连冲进慌乱的敌群和敌人拼刺刀，打得敌人抱头乱窜，逃进了杨家产据点。二百多伪军被赛时礼指挥的文东独立营二连打得顾不得解救日军，也逃进了据点。在日军慌乱逃跑时，威独截击并歼灭日军一个班（共十二人），打死打伤日伪军二十多个，缴获歪把轻机枪一挺，大盖枪六支，子弹二千余发，钢盔二十多个。文（东）2连俘虏伪军六名，得步枪六支，子弹五百余发，钢盔八个。威独有一名同志牺牲，二名负伤。他们决定把部队撤到公路东南的洪水岚村隐蔽起来，观察敌人的动向。如敌人回城就把文（东）独2连（因为他们熟悉城北的地形）运动到城后崖子头南山上。这样，不管敌人从大路还是从小路回城，都能在运动中伏击之。

　　看完了这个报告，我对他们的胜利感到高兴又担心。如果下午战斗打响了，他们在城下作战不能速战速决，城里的敌人必闻声倾巢出援，我军就要遭到敌人的夹击，后果会相当严重。时间紧迫，改变他们的战斗计划已来不及了，我当即决定：令文东独立营1连迅速运动到文登营村，以便随时增援城后的2连；令荣成独立营集结待命；同时组织几个区中队和一部分民兵在城外佯动，以牵制城里的敌军。部署完毕后，我就带着郝香斋，还有四个侦察员，再次爬上泊石北山顶上，观察并随机处理突发状况。

　　下午4点半钟，从城后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果然不出所料，在城北战斗打响不到二十分钟，城里的日伪军就一齐拥出城来。敌人跑到峰山口子两边的山顶上，鸣枪打炮呐喊助战，但却没敢冲下山去，一直到太阳落下西山，城北的枪炮声方停止。

　　这一仗，赛时礼率领的文（东）独2连皆同威独1连打得很勇猛，激战两个多小时，把日伪军打得狼狈弃尸而逃。文（东）独2连俘伪军二十五人，得捷克式步枪二十六支，子弹一千余发，打死打伤日伪军二十多人，日军弃尸三具，伪军弃尸十多具。我二连牺牲五人，九人负伤。敌人在一天之内连吃两次败仗，必定惊恐不堪。敌人很可能会认为我军也因疲劳，不会连续作战。其实我们的主力还未动呢！于是决定：在敌人疲备不堪、惊恐慌乱之际，乘夜间摸进老城，利用反正伪军做内应，以求全歼文城之敌。我要求郝香斋组织于云海和杨子实，由熟悉道路的老乡作向导，引领白天未投入战斗的部分荣成独立营和文东独立营的连队，在晚9时之前到达城南苏家河集结。可是文东独立营未能按时到达，这样在拂晓前难以结束战斗，只好作罢。由于村民们看到我大军集结于苏家河，于是第二天我军要攻城的消息很快传入城中，这使守城的日伪军更加慌乱不堪。

　　 （四）

　　8月30日早晨，威海敌酋吉山率日军二百多人，分乘八辆大卡车到达草庙子据点。因为怕途中遇伏，到草庙子后改为步行进入文登新城。我们估计吉山此来，有把文登城的日伪军全部拉往威海的可能，故当即做了以下布置。一、威海独立营立即到杨家产至申格庄公路段上设伏。如伏击不成，就沿路进行侧击。二、文东独立营跑步从城东占领城北崖子头南山。这样敌人不管从公路或从小路逃跑，我都能阻击或侧击敌人。三、我率荣成独立营从城西北赶到敌人前头，切断敌人退路，和文东独立营一起夹击敌人。

　　我率领荣成独立营于午后到达柳林村东后，从城里跑出的四个老乡那里听说，城里的二鬼子从上午开始就胡乱打枪，还闯进老百姓的家里抢东西，而城里的日本鬼子都集结在大操场上。我一听这个情况，马上派出一个班迅速爬上后寺北山，居高临下用机枪狠扫集结在操场上的日冠。日寇顿时乱成一团，一部分嚎叫着欲抢占后寺北山，以掩护日伪大部队逃窜。

　　文登城北的地形，是东高西低，公路好似修在驴脊梁骨上。这样的地形对荣成独立营从西边出击极为不利。而敌人却可以居高临下，用一部份兵力阻止我们对其左翼的攻击。敌大部队无心恋战，只是把全部伪军和骡駄子还有挑弹药的老百姓夹在中间，不顾一切地向北弃城逃窜。我见敌右翼还未打响，就又派侦察员跑步命令文东独立营迅速向敌右翼攻击。由于他们偏重打扫文城的战场，只派了一个班的兵力跟敌人的后尾部队打了一阵，就又回到城里，没有给敌人右翼形成足够的压力。在左翼，日寇和荣独展开了拉锯战，终因敌人退却心切，加之地形不利于我，未能达到预计的作战目的。这主要是我事先对地形失察所致。遗憾的还有，我令威独中途设伏或侧击，他们看到天色将黑又下起雨来，就中途返回。如能不顾一切地追歼敌人，那战果就很可观了。因为敌人处于被动，我军处于主动，又是夜间，敌人的困难要比我们的困难大得多呢！战斗中敌人发现了我的指挥所，立即用机枪对我集中扫射。这也是日寇作战时特别奸诈狡猾的一点，即专门寻找、打击我指挥机关。一位侦察员和我负了伤。同志们见我血流满面，就忙于抢救，其实我伤得并不重，还可以继续组织攻势作战。

    （该文为张少虹遗著，写于1984年3月初，未发表。作者张鸣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