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刘志丹的警卫员，刘志丹为他起大名，他亲历了陕北的“肃反”，参加了刘志丹牺牲的那次战斗。他参加过“援西军”，接回了历经艰难困苦的总指挥徐向前。他参加了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领导绥蒙军民英雄抗敌，选送了一百多名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学习。他转战陕甘宁，参加了保卫延安的战役和解放西北的战役。他是电影《智取华山》的幕后英雄，影片由彭德怀元帅建议拍摄，周恩来总理改名，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他是一位在彭德怀、刘伯承和贺龙三位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手下身经百战的老红军……

　　一、军博认枪枪无语，英雄无觅字有声

　　1959年5月，于占彪奉调从青海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来到北京，出任国家地质部技术装备司副司长。
　　6月的一天，于占彪办公室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电话的另一端是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请他帮助鉴定一件重要展品。第二天，于占彪如约来到军事博物馆，军博负责人亲自接待。一阵寒暄后，工作人员捧出一个精美的盒子，轻轻地放在茶几上，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支擦得铮亮的手枪呈现在眼前。
　　这是一支勃朗宁手枪，因设计者美国轻武器专家约翰·摩西·勃朗宁而得名。枪试制成功后，由比利时一家公司进行试验，发射500发子弹而无一故障。1900年，比利时军队将它列为制式手枪，并正式命名为M1900式7.65毫米勃朗宁手枪。在战争年代，它深得中国军人喜爱，并给它起了个绰号：“枪牌撸子”。
　　军事博物馆负责人对于占彪说：“请你看看这是谁用过的手枪？”
　　于占彪拿起枪来仔细端详，觉得似曾相识，蓦然间，枪把上“抗日”、“救国”四个字映入他的眼帘，便脱口而出：“这是刘志丹的佩枪。”
　　作为国家级的军事博物馆，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反映一段历史，其来历必须准确无误。正因为这样，负责人不能只相信赠枪者的一面之词，特意把这位刘志丹当年的警卫员请来辨认。
　　负责人说：“你敢肯定这是刘志丹的佩枪？”
　　于占彪毫不犹豫地回答：“肯定是刘志丹的佩枪。”
　　于占彪娓娓道来：“那是1932年夏天，刘志丹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半月内转战数百里，歼敌1400人，缴获各种枪支1200支。这支手枪就是我游击队在照金地区打败国民党民团后缴获的，刘志丹十分喜爱这支枪，一直随身佩戴。那时，我是他的警卫员，枪经常由我来擦拭。”
　　他接着又说起这支枪身刻字的来历：“1935年的一天，刘志丹得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消息后，十分激动，便用小刀在枪把上刻下了‘抗日’、‘救国’，以表抗日决心。”
　　枪的来历说得如此清楚而详细，负责人听后很感动，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谢。
　　这时，于占彪反过来问道：“你们是从哪里找到这支枪的？”
　　负责人介绍道：“这支枪是辽宁省委办公厅1956年从省农业研究所所长郑洪轩处征集来的。据郑说，是他的朋友田家丰1948年赠送给他的，并说这是刘志丹使用过的枪。而田家丰又是从一位姓崔的原陕北红军那里得到的。1959年初，辽宁省委办公厅把它赠送给军事博物馆。”
　　望着这支久违的“勃朗宁”， 睹物思人，于占彪的眼前浮现出刘志丹那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非凡人生，以及他与刘志丹一起战斗的岁月，刘志丹对自己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历历在目。
　　1930年初，刘志丹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来到陕西省北潼关同官煤矿，一边宣传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政策，一边了解工人的生活情况。刘志丹对工人们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要翻身，就得有自己的队伍，建立自己的政权，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一个叫“兵乱”的小矿工听得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跑到刘志丹面前，要求参加游击队。刘志丹一看，这个一脸稚气的娃娃个子还没有枪高，心想：“游击队天天行军打仗，敌人跑100里，我们就得跑200里，大人都吃不消，何况孩子？”他实在不忍心让一个孩子跟着受苦，便摇了摇头说：“你太小。”无奈，“兵乱”缠住刘志丹不放，并说：“我能吃苦，游击队再苦，也没有下煤窑苦，收下我吧，我一定当一个好兵！”刘志丹看这孩子决心很大，就收下了他，并给他起了大名“于占彪”。这一年，他刚满15岁。
　　参军以后，刘志丹把于占彪留在自己身边当警卫员。刚开始，更多的是首长照顾警卫员，刘志丹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关心爱护他，夜里给他盖被子，行军路上教他认字，他个子小，不会骑马，刘志丹把他抱起来扶上马鞍。于占彪聪明机灵，能吃苦，又勤快，工作很出色，经常受到同志们的夸奖，不到一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4月，他升任刘志丹的警卫排长，跟随刘志丹转战陕甘边。红二十六军2团南下渭华失败以后，他历尽千辛万苦，又回到照金根据地。1933年11月，担任红二十六军42师3团连长。1935年，他随部队转战陕北，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联合作战，半年之内解放了6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于占彪在战火中迅速成长，1935年9月，被提升为红78师232团营长，接着，他参加了著名的崂山战役。
　　然而，崂山战役结束不久，刘志丹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于占彪闻讯，犹如五雷轰顶，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带上全营战士向关押地瓦窑堡奔去，准备以武力救出刘志丹。一路上，指战员们群情激愤，纷纷发问：“刘志丹怎么能是反革命？”“这不是古戏上的奸臣害忠良吗？”“这一定是国民党奸细干的！我们来个沙场劫狱，把老刘救出来！”战士们越说越激动，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瓦窑堡。
　　然而，“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早有准备。于占彪一行刚到瓦窑堡，连以上干部全部被扣押，下了枪，捆起来，关进了窑洞。
　　这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黑暗的一页，史学家们称之为“陕北错误肃反”。为了搜集刘志丹的“罪证”，当过刘志丹警卫员和警卫排长的于占彪自然成了“肃反”的重点对象。第一天审问他的是78师政委张某某，他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桌子上不时地敲打，要他揭发刘志丹。于占彪坚称：“刘志丹是革命的，是群众领袖，我跟他闹革命完全是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张某某见他不交代，给看守使了个眼色，两个看守开始拳打脚踢，打倒了又拉起来，再审问，于占彪还是不改口。连续审问了两三个小时，始终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揭发刘志丹的材料。
　　第二天，提审于占彪的是西北军委主席聂某某，他是这次“肃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此人矮矮的个子，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话，他亲自出马审讯，意味着于占彪是“肃反”中的一条“大鱼”，聂某某决心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找到刘志丹所谓的反革命罪行。于占彪冷笑着对他说：“刘志丹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们是红军，红军的纪律规定，连俘虏都不许打骂，你们怎么对红军又打又骂呢？就凭这一条，你们才是反革命！”这掷地有声的回答把聂某某气得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他理屈词穷，用“杀头”、“枪毙”来威胁。旁边的打手们见于占彪当面骂他们的聂主席，又加上一阵拳打脚踢。于占彪咬着牙，干脆不说话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走路都很吃力，连续几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嘴唇干裂，身体极度虚弱，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这时候，多亏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来到陕西，制止了这场罪恶的“肃反”。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得救了。
　　1936年2月，集结在陕北的红军改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兵分三路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史称“东征”。刘志丹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宋任穷担任政委，于占彪任该军2团团长。当时的军没有师的编制，军之下就是团。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和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晋军在山西省中阳县三角镇交火。为了争夺这一黄河天险重要渡口，两军激战，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担任主攻的1团伤亡很大，刘志丹急令2团增援，同时亲临1团2连阵地指挥，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向正在指挥作战的刘志丹射来。
　　战士们杀红了眼，复仇的子弹、手榴弹像暴雨般向敌人阵地倾泻，三交镇终于拿下来了。
　　传来刘志丹不幸牺牲的噩耗，于占彪悲痛难抑。他和刘志丹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在战斗中结下的情谊胜过亲兄弟，是生死之交啊！他们一起打过多少仗，闯过了多少险关，为什么这一关就没能过去啊？小小的三交镇，折我一个军长，又是自己的良师益友、革命的引路人，于占彪一辈子也难以释怀。
　　1943年4月，延安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刘志丹大会，中央领导人都为新落成的刘志丹陵墓题词或撰写碑文，成千上万的人民自发迎送刘志丹灵柩，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于占彪参加了公祭活动。大会上演奏的哀悼乐曲，将悲痛气氛推到了高潮，人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或失声痛哭，或低声饮泣。
　　1958年夏天，于占彪应邀来到北京，在老政委宋任穷家里参加小说《刘志丹》的创作座谈会，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老战友：原红二十八军参谋长唐延杰，特派员裴周玉，1团政委王再新，2团政委张家吾，原葭县游击队政委张俊贤，神府苏区红3团团长王兆湘，还有小说作者李建彤。 刘志丹的战友们大力支持这部小说的创作，为作者提供了许多重要史实，并热切希望小说能早日和读者见面。
　　然而，小说还没有正式出版，就成为那段时期党内斗争的一个靶子，并借此打倒了包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在内的一大批西北老干部。
　　于占彪百思不解，小说《刘志丹》怎么能是反党小说？虽然党中央于1979年为这部小说平了反，但争论并未停止，遗留问题还很多。生性耿直的于占彪为此忿忿不平。1988年5月，他在中国美术馆参加陕西省旬邑县剪纸大师库淑兰剪纸艺术开幕式上见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老战友相见非常高兴，双方亲切问候之后，于占彪激动地提出小说《刘志丹》事件，希望习副委员长利用他的影响，尽快全面解决这一问题，为受牵连的同志彻底平反。习仲勋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占彪同志，小说《刘志丹》问题将来一定会解决，请你相信未来，相信党中央。”惦念着于占彪的习仲勋副委员长，当天下午派夫人齐心到我们家里看望叙旧。

　　二、 一部电影千古传，魂牵梦萦系华山

　　华山位于陕西省华阴县境内，又称西岳，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海拔2154.9米。它北瞰黄河和渭河，南接秦岭，扼大西北进出中原的门户。华山不仅以无数奇峰峻岭闻名于世，而且还是中国道教的圣地，有道观20余座。自古以来，有多少文人墨客、英雄豪杰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又有多少美丽的神话传说家喻户晓！唐代大诗人李白“巨灵咆哮劈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写的就是华山的壮美险峻。
　　如今的年轻人知道这座名山大概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有关，“华山论剑”、“华山派”给这座大山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而50岁以上的人熟悉华山大多缘于一部电影《智取华山》。“自古华山一条道”、“北峰”、“西峰”，电影中的台词在这一代人记忆中耳熟能详。郭允泰扮演的侦查英雄刘明基沉着干练、机智果断，方化扮演的敌旅长方子乔阴险狠毒、愚蠢顽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这是一部红色经典电影，但是，它背后的故事，却鲜有人知。
　　故事追述到新中国诞生后不久，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和他的战友贺龙、习仲勋、甘泗琪一行视察华山，彭老总极目远望，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随口发出一阵感叹：“在这里拍一部攻克华山的电影多好啊！”彭老总所说的攻克华山就是指在这里发生的一场靠奇袭和智慧取胜的战役，几乎兵不血刃。英雄所见略同，在场的其他领导听了他的建议，不约而同地说：“好！”
　　1952年7月，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第二年年初拍完，取名《奇取华山》。1953年，文化部决定推荐该片参加维也纳第八届世界电影节。建国初期电影出国参加国际电影节要送中央审查，而这一次参加审查的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毛泽东一边审看，一边为电影中情节和人物所感动，向陪同的有关领导询问侦查队员的近况，并深情地说：“要关心他们，把他们安置好，他们是为人民立了功的。”他还特意提到影片中的常生林（原型王银根），“特别是那个老百姓，是解放华山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是完不成任务的。”审看完电影后，周恩来总理提议说：“是否将片名《奇取华山》的‘奇’改为‘智’？”毛主席笑着说：“很好，就改为《智取华山》。”

　　一部电影从开拍到最后命名，由中央高层领导决定，这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部。
　　在维也纳第八届国际电影节上，《智取华山》获得二等自由战士奖，为年轻的共和国电影事业赢得了荣誉。陕西省马栏革命纪念馆里如今还珍藏着电影《智取华山》的海报和于占彪的照片。
　　电影《智取华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组织和指挥这场战役的正是渭南军分区司令员于占彪。
　　出生在陕西旬邑县的于占彪，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一名军事指挥员。1938年至1942年，他参与创建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曾任中共绥远省委委员、军事部部长，绥察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3月，西北军区任命于占彪担任新成立的陕西大荔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觉得这个职位委屈了这位老红军，问他有无意见，他二话没有说，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1949年是国共两党大决战的一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于占彪在大荔军分区工作不到两个月，西北军区又任命他担任新成立的渭南军分区司令员。
　　渭南军分区所辖地区又称渭华地区，包括渭南、临潼、华县、华阴、潼关、蓝田六县。这一地区北跨渭水，南接秦岭，是西安的东大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渭南，对于占彪来说并不陌生。1928年，只有14岁的他参加了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著名的“渭华起义”，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无数共产党人把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1933年5月，于占彪又随红二十六军2团南下渭华，遭到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全军几近覆没，300多人的红2团剩下不到20人。于占彪是其中之一的幸存者，他一路打工乞讨，历尽艰险，才返回根据地照金。
　　于占彪此时扬鞭策马，带着几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渭南地区进发。当踏上渭华大地那一刻，他勒住马缰，环顾四周，最后将目光凝聚在秦岭方向，耳边仿佛又响起16年前那场惨烈战斗的枪声。他清楚地记得与刘志丹在秦岭大山里分别的那一幕：刘志丹把幸存的几位同志叫到一起说：“现在我们吃没的吃，喝没的喝，再这样继续下去恐怕大家都得困死在这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每个同志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们要想法分散出山，回照金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搞革命！”
　　开始，大家谁也不愿意离开，要么死在一起，要么活在一块。刘志丹反复劝说，才说服大家。于占彪眼含泪水，告别了刘志丹。
　　望着那连绵起伏、绿荫覆盖的群山，于占彪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向长眠在那里的英烈们致敬，心里默默地说：“我们胜利了，同志们，安息吧！”
　　于占彪是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渭华的，但不是来复仇的。面对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他坚持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相结合，能不打仗尽量不打，对负隅顽抗的敌人，那就毫不客气，坚决消灭！
　　国民党驻渭（渭南）潼（潼关）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武纬少将经我方争取，于1949年5月23日率部起义，渭南县城和平解放，于占彪率领军分区指战员在人民群众的鼓掌欢呼声中开进渭南县城。
　　据守在潼关的敌人却拒不投降。潼关是晋、陕、豫三省要冲，是连接华北、西北、中原的咽喉，是进出三秦的锁匙，三省的反动武装势力1400人妄图借助有利地形顽抗。于占彪指挥渭南军分区22团和大荔军分区路东总队于5月28日发起进攻，仅用了一天半时间解放了渭南地区最后一个县城。
　　但一部分残敌把卷土重来的希望寄托在华山上。国民党第8区专员兼保安第6旅旅长韩子佩率领一百多人逃上华山，等待时机，准备配合胡宗南反攻西安。这伙残敌装备美式武器，具有一定战斗力。为了歼灭这股敌人，同时保护华山免遭战火，渭南军分区和大荔军分区组成联合司令部，决定武力进剿和政治劝降并行。联合司令部命令大荔军分区路东总队负责清剿华山之敌，渭南军分区派一个独立团协助战斗。6月13日，路东总队参谋刘吉尧率领一个8人侦察班在药农王银根的带领下，通过一条少有人知的小道向北峰进发。是晚，侦察班克服种种困难，与北峰敌人接近并开火，大部队闻讯全线出击，支援北峰，并迅速占领了北峰。6月19日，联合司令部派人登上西峰，向盘踞在那里的旅长韩子佩劝降，韩子佩走投无路，被迫放下武器。
　　华山战役，俘敌旅长韩子佩以下官兵109人，毙敌1人，我方无一伤亡，千年名山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怀抱。
　　战斗结束以后，于占彪怀着胜利的喜悦，在渭南行署专员以及华阴县县长的陪同下登山游览，又与侦察班8勇士在华山苍龙岭合影留念。眼前的美景和英雄的豪情浑然一体。
　　智取华山战役在人民解放军军史上规模并不大，但意义非同寻常。从军事上讲，它是1949年陕西省境内最后一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妄图东山再起的梦想，解除了威胁西安市的一大隐患。这一仗集中表现了人民军队的特色：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以保护人民利益为宗旨，打仗依靠人民支持。同时，又是一支讲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军队，而不是单纯靠武力战胜敌人。因此，这场战役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的嘉奖，解放华山的功臣刘吉尧，即电影中的刘明基，被评为西北野战军特等战斗英雄，出席了1950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解放华山战役也是于占彪戎马生涯中的最后一仗。1952年12月，也就在电影《智取华山》即将拍摄完成之际，他脱下穿了23年的军装，转业到煤炭工业战线，出任燃料工业部西北煤矿管理局副局长兼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局长。

　　三、艰难苦战功劳多，英雄魂归引凤亭

　　1979年6月的一天，《人民日报》以显著的版面刊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新增补的109名委员名单，于占彪的名字也在其中。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这样一位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驰骋疆场20多年的老红军战士，一位在彭德怀、刘伯承和贺龙三位开国元帅手下浴血奋战过的老团长。
　　于占彪曾两次为彭德怀元帅的部下。早在1936年，他是彭德怀手下的团长。1936年5月东征结束后，为了保卫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开赴甘肃、宁夏交界地区作战，史称“西征战役”。彭德怀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于占彪担任红二十八军251团团长，当时的军无师级编制。红二十八军军长是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在西征战役中，红二十八军攻克安边、靖边、定边，接着，又打下了宁夏省东部的盐池县。盐池，顾名思义是产盐的地方，盐是当时的紧缺物资，是一大财富。西征之前，毛泽东曾说过：“盐池是打不尽的土豪。”解放了盐池，不仅保证了西北根据地红军有了可靠的食盐供应，而且成为后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红军西征，历时半年，解放了陕甘宁三省的广大地区，边区北到长城，西到环江，南到临淳，东达黄河的广阔区域。西征胜利结束，三大红军主力会师，陕甘宁区得到巩固，为即将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牢固的后方。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于占彪又成为彭德怀元帅的部下。1945年6月，于占彪从中共中央党校毕业后，被任命为八路军陕甘晋绥联防军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副纵队长兼警1旅2团团长，彭德怀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于占彪在彭德怀的直接领导下，转战陕甘，参加了著名的爷台山反击战，保卫延安战役，还组织指挥了著名的智取华山战役等。
　　于占彪与刘伯承元帅的关系已经久远。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联络的战略，随即组成西路军，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西路军终因敌众我寡惨遭失败。
　　为了救援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1937年3月初，中央军委组建援助西路军（简称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为援西军主力之一。于占彪任二十八军251团团长，驻扎在甘肃省平凉、固原一带，准备相机援助和接应西路军。
　　1937年3月12日西路军决定：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
　　徐向前走出祁连山后，一天向路边摆摊卖小吃的农民买了点吃的，然后问这位农民：“你们北边山上住的是什么部队啊？”农民回答说：“是红军。”徐向前匆匆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一个叫小屯的村子，驻扎在这里的红军正是于占彪的251团。红军战士看到这位身穿棉袍的人，既像商人又像教书先生，觉得可疑，便把他扣了起来。第二天，连长向团长报告。于占彪赶忙去看望。之前，他和徐向前两人互不认识，但看到眼前这位身穿棉袍的人虽然有点落魄，但仍不失风度，便客气地询问先生何方人士，尊姓大名，到此有何贵干。“先生”说他是徐向前，就是西路军总指挥那个徐向前。于占彪喜出望外，激动地握住徐向前的手说：“我们就是来救你们的，终于找到你了。”于占彪立刻把这个好消息报告总部，刘伯承司令员马上派人接徐向前到援西军总部所在地镇原县。
　　于占彪和贺龙的关系更为密切。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于占彪所在的红二十八军被编入贺龙的一二O师358旅716团。随后，于占彪担任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长。1941年2月24日，八路军晋西北军区（由一二O师兼）司令员贺龙发布命令，任命于占彪担任绥察军区副司令员。同年夏天，他又兼任大青山骑兵3团代理团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38 年至1942年，于占彪一直战斗在贺龙领导下的大青山地区，与白如冰、李井泉、姚喆、贾力更等一起创建了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并指挥大青山支队同日伪军作战，英勇抗敌。
　　无独有偶。1947年底，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又发布命令，任命在陕北解放战场上指挥作战的于占彪为晋绥军区司军政干部学校3队队长，贺龙兼任该校校长。于占彪在贺龙的直接领导下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从陕甘游击队战士，到渭南军分区司令员，于占彪亲身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见证了人民军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和发展壮大。他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驰骋疆场20多年，多次挂彩负伤，多次立功受奖，临终前胸部仍留有一颗子弹。晚年的于占彪享受副部级离休干部待遇。
　　1998年11月18日，于占彪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享年84岁。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土资源部为他作了一个生平介绍，其中几句话引人注目： “于占彪同志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为了革命事业，在职务上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具有实事求是、雷厉风行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
　　这几句平实而简单的语言反映出一个真实的于占彪。
　　遵照于占彪生前的遗愿，经中央组织部、国土资源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同意，1999年4月3日，于占彪的骨灰撒在华山引凤亭，以永远融合于生他养他的美丽富饶的陕西大地，他的生命和灵魂与日月争辉，与华山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