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年出生于湖北省老河口市一个普通店员家中。张光年从小聪颖，1924年，他小学毕业时，年仅11岁，却考了第一名，考上了老河口商科职业学校。报考商科职业学校是他父亲的意思，想让他长大后成为一个商人，发家致富。然而大革命的洪流汹涌过来了，激荡了张光年，哺育了他那颗革命的心。

　　1925年，当“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老河口后，名界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群情激愤，奋起响应。商科学校的一百多名同学也热血沸腾，自动组织起来，在一些进步教师的支持下，上街示威游行。张光年虽然只有12岁，但也被这革命的浪潮激荡了，他十分活跃，不仅跟着同学一起上街游行，高呼着口号，而且还在街头向群众演唱，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恶，由于年龄小，个子小，每次演讲时，张光年就在街头放上一张桌子，然后跳到桌子上演讲，讲到激越时，他声泪俱下，很有感染力。许多群众都说：“这小的娃子都知道爱国，我们难道还无动于衷吗？”于是纷纷参加到支持和声援上海工人的队伍中。

　　就在这时，一些在武汉、襄樊读书的学生杨轶欧、张国威、熊玉珩、宋正德也回到老河口开展爱国宣传活动，还有在襄阳进行革命活动的左觉农、高如松、方纪刚、付良驹也都来到老河口开展活动。张光年很快就和这些革命的青年联系在了一起，特别和宋正德这个大哥哥特别要好。张光年在这些革命青年的指导帮助下，和他们一起开展一些文艺的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如唱歌（常唱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等革命歌曲），演新剧，也就是插有歌唱的话剧，当时叫文明戏，剧本是自编的。张光年最先参加演出的剧本就是由高如松编的，那个剧中主要有两个人物，是两个小孩，一个叫小弱民，一个叫小强权；内容是小强权欺负小弱民，当张光年扮演的小弱民用长段唱词控诉强权时，他一边唱，一边流泪，台下立时被震憾了。张光年还在高如松编的《亡国恨》中扮演朝鲜族的少年，表现了朝鲜被日本吞并亡国后的惨状。

　　张光年十分佩服高如松、方纪刚这些大哥哥，这些大哥哥也很喜欢他，常把他抱在膝盖上讲一些改造社会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张光年就是在他们的膝盖上听到马克思、列宁、共产党、国民党这些名字和相关的事的。

　　1926年，老河口掀起了革命的高潮。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时期，许多进步青年都参加了共产党或国民党，老河口的国民党组织都是共产党员帮助建立起来的，就在这年夏天，左觉农介绍张光年加入了国民党，常常在学校向同学们朗诵《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就在这时，黄埔军校在襄樊、老河口招生，相当多的革命青年都报了名，如高如松、方纪刚等都要去军校学习，张光年找到他们，说也要去，他们都劝他说：“你太小，个子也小，长大点再去吧！”

　　1927年3月，张光年在熊玉珩的介绍下加入了共青团，在左觉民的监督下宣了誓。同时，国民党光化县及老河口党部成立，张光年任老河口第三区分部书记，他经常到老河口党部去听演讲，自己也演讲，并在那里经常看到萧楚女办的《中国青年》和共产党在汉口办的《楚光日报》，及黄埔军校办的《政治周刊》；这时张光年还正式读了共产主义的两本书，一本是瞿秋白的《共产主义回答》，一本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ＡＢＣ》，特别是瞿秋白的《共产主义回答》，对张光年影响很大。

　　张光年任国民党老河口第三区分部书记，年仅14岁，分管牌坊街、正南街一带的国民党员，好多国民党员都是二十几、三十几的大人，而张光年还是个小孩，但他们都还是听他的领导，因为他懂得的革命道理比他们要多些。这个时期，张光年参与组织了商民协会、店员工会等群众组织。

　　可是正当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背叛了革命。襄阳地区驻军张联升也向共产党人开刀，在鄂北实行白色恐怖，国民党老河口党部被捣毁，不少共产党员外逃，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商民协会、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被解散，革命活动大多被停止，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可张光年少年气盛，腰里别一本《共产党宣言》，故意在老河口驻军团长王占元团部门口走来走去，心里说：“我这个小共匪，偏要从你这里走，看你能把我咋样！”好在那些站岗的士兵并未注意到他这个小孩子。

　　张光年的少年气盛，急坏了他的父亲，他当时在裕通钱庄供职，和钱庄少东家冯汉涛很好，冯汉涛也很佩服孙中山，张光年曾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张光年的父亲怕儿子和冯汉涛出现意外，就叫儿子和冯汉涛一起躲在钱庄后院一个不易发现的阁楼上。就在躲避白色恐怖的三个月里，张光年读了冯家所藏的好些唐人和清人的诗集，也学了一些字画、古玩、美术史等方面的知识。晚上，张光年就和冯汉涛一起走出阁楼，到后花园散步，找钱庄的伙计漫谈，了解世面上的情况。

　　三个月过后，形势稍微缓和一些，张光年便向父亲要求到武汉去念书。父亲却坚决不答应，因为“四、一二”政变后，他正好在武汉清理债务，亲眼看到好多热血青年被砍头，尸体在马路上示众。他怕张光年出现意外，便流着泪恳求儿子弃学经商，在裕通钱庄当学徒。张光年虽然不得不顺从了父亲的意旨，但他一边在钱庄当学徒，一边自学高中史地教科书，同时参加了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函授学校，学了两科，主要是英语。他还找当地教师补习数学和英语口语。同时，他还报名参加上海左翼文人楼适夷等创办的通信图书馆，通邮借阅一些社会科学书，包括当时翻译过来的马列主义著作。

　　1927年下半年，张罗从襄阳来到老河口，和张光年取得了联系。他是老河口党组织新的负责人，在老河口牌坊街开了家烟纸店，以此作掩护。从此每天晚上，张光年就悄悄来到张罗的店里，看党的文件。有一次，张罗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八七会议”。张光年得知他一向崇拜的陈独秀犯了错误，很是震动，他更意识到革命的复杂性。

　　1928年春，老河口商会决定创办公立图书馆，筹集了三万大洋到武汉购书，商会认为张光年是个有学问的少年，决定请他到武汉去选购书，并派了一个老商人陪同他去。平时张光年就求知欲很强，可他又无钱购书，所以常常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北新书局等各大书寄来的书目翻来翻去，在自己想买的书目下画圈，聊以充饥。没想到这次梦想却成了现实。到了武汉后，张光年将一个地方图书馆必备的二十四史，重要的古籍丛书，五四以来出版的社会科学，新文学著作，特别是他自己想看的各种图书都买到了。书运回老河口后，张光年又协助三位女图书馆员进行分类编目上架，使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随后，张光年又帮冯汉涛筹办了美化书店，并在书店当店员。

　　1929年3月间，张光年随一批共青团员正式转为了中共党员，组织关系与鄂北特委单线联系。由于书店来来往往的人较多，不会引起外人注意，所以，鄂北特委就将书店作为一个联络点。当有党员在此接头时，张光年就让他们到里边客房去谈，自己站在外边放哨。

　　这个时期，有两个从莫斯科回老河口的党员，一个卢玉章，一个叫付仁霖，他们和张光年取得了联系。张光年得知他们是从苏联回来的，觉得是了不起的革命者，对他们很崇拜，有求必应。地下党知道后，派王省三来通知张光年，叫他对卢玉章和付仁霖要提防，他们在莫斯科参加了托派，是被苏联驱逐出境的。张光年听了开始还将信将疑，后来从夹寄到书店转卢玉章、付仁霖的油印刊物《红旗》里，看到其内容是吹捧托洛斯基，反对斯大林的，他才知道上当了，赶紧向党组织汇报了，并向组织写了一份发现“托派文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付、卢与他接触、谈话的经过。卢玉章、付仁霖再来后，张光年对他们很冷谈，并告知他们，书店不再为他人转寄邮件。卢与付只有灰溜溜地走了，并再也未来找他。张光年小小的年纪又一次感受到了革命的复杂性。

　　1930年5月，中共鄂北特委准备在老河口组织五县暴动，然而在暴动前夕，五县暴动的总指挥袁书堂及其它几个领导成员在开会时被地主武装包围枪杀了。张光年在老河口参加了党组织召开的秘密追悼会，在会上，李金铭代表特委正式通告了袁书堂事件，讲了袁书堂牺牲的经过。大家都哭了，同时气愤填膺，对敌人恨得咬牙切齿。李金铭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记住血的教训，他说：“袁书堂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是我们最尊敬、最值得信赖的同志，我们不仅要永远怀念他，更重要的是记住这血的教训。”这次会议对张光年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他又一次深深感受到革命的艰巨性和残酷性，但他并不害怕，更坚定了他革命的意志，这以后不久，李金铭也在做土匪工作时被土匪出卖而牺牲了，张光年听到这一消息，十分痛惜。他一向尊敬这位才华横溢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从1925年起，李金铭一有机会就教导他、关心他。张光年为他的牺牲深深震憾了，只要一想起他，就热泪纵横。

　　1930年的夏天，一个姓杨的年轻人带着鄂北特委的介绍信来找张光年，张光年和他见了一面后，约好第二天来正式接头谈工作。谁知第二天，他便被老河口驻军李柱中旅部抓去了，并供出了张光年。几天后，李柱中的副官员吴某派特务连长带了两个士兵来到书店，叫张光年到旅部去坐坐，实际上是传讯他。因李柱中旅长与书店老板汉涛是同乡，又常到书店打麻将，他的副官、参谋长等也与冯汉涛、张光年较熟，所以对张光年还算客气，只是问他是否参加了共产党。张光年坚决否认，只说那时年纪小，被同学拉进国民党，后来不干了。吴副官见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放张光年回去了。李柱中旅原是冯玉祥的部队，不是蒋的嫡系。这也可能是他们放了张光年的原因之一。

　　不久，书店冯经理在寄来的一份《申报》中又发现了一份托派刊物，便怕得要死，不敢再留张光年了，怕他闹什么乱子，将他拉扯进去。

　　张光年被书店辞退后，就找到开明绅士但更生，叫他帮忙介绍到化美小学教书。但更生此时是赞阳中学校长，他在青年中威信较高，他邀请了几位进步青年，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到学校任教，其中有黄子萍、李惠之、熊玉珩。张光年入党后，虽然与熊玉珩没有直接的党的联系，但在政治上互相信任，张光年晚上经常到他的房间里和他谈心。有一天下午，张光年又去看他，他含着泪告诉他说：“我要出门了，今后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你要提高警惕，遇到任何困难不要屈服：“张光年问他到哪里去，他说以后再说，然后一下把他抱了起来，激动得热泪盈眶。张光年十分惊异，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熊玉珩平素是个热情洋溢、性格豪爽的人，张光年从来没有见他流过泪。熊玉珩最后还嘱咐他说：“特委的接头人有时来，有时不来，倘若失掉联系，你就想法跑出去，你一时找不到组织，组织迟早会找到你。你千万不要东找西找，找这个找那个，随便暴露身份，这非常危险！”

　　张光年没想到，熊玉珩这一番话是和他的永诀。后来他才知道：熊玉珩说的“出门去”就是去参加鄂北特委领导的“襄北农民暴动”。在那次暴动时，熊玉珩壮烈牺牲。熊玉珩壮烈牺牲更激发了张光年的革命斗志，他把熊玉珩临别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张光年在化美小学教了一年书后，攒了一点钱，便决定到武汉去求学。1931年春节后，他离开了老河口，来到了武汉，考上了武汉中华大学中文系。

　　九·一八事变后，张光年在中华民族面临着危亡的面前，喷发了爱国热情。他开始积极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先后组织了两个剧团，演出一些爱国的剧目。他还组织了半公的读书活动，这项活动得到了李实、钱瑛、何伟诸同志的支持，他们参与了读书会的社会科学与时事的小组讲习工作。李实是鄂北地区党的创建人之一，他当时也失掉了组织关系，他不止一次地对张光年说：“我现在不谈党的关系，只求像共产党员那样工作。”这话对张光年影响很大，他也按此精神来做。

　　张光年在中华大学读书期间的最后一个学期，因积欠学校90余元的学费而被迫弃学教书。他一面教书一面继续从事爱国的文艺活动。

　　1935年，当日寇兵进山海关，威胁平津，张光年为日益加深的民族危亡更加担忧，他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写下了一个独幕剧《阿银姑娘》，他在该剧的序歌《五月的鲜花》中写道：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这支爱国的抒情歌曲立即传遍了全国，张光年这个年仅22岁的文学青年开始被全国文艺界知晓。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了，张光年开始用笔全身心地投入到宣传抗日的洪流之中。

　　由于《五月的鲜花》的知名，1937年的冬天，上海文艺界特邀请张光年参加他们举办的“抗战歌咏会”，就是在这次歌咏会上，张光年结识了著名的音乐家洗星海，对民族命运的关心使二人一见如故，他们开始了在抗战烽火中的伟大合作。

　　1938年春天，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筹划和领导下，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宣告成立。张光年也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他与洗星海、张曙两位音乐家同居一室。遇到“五、一”、“五、四”、“七、七”这样的纪念节日来临，洗星海就催促张光年连夜写出歌词，他也连夜作好曲，第二天过江去教唱。这期间张光年写的歌词有《新中国》、《新时代的歌手》、《拓荒歌》、《纪念五一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