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17日4时01分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4岁。从那以后，每年的清明节，我和家人都要去父亲的墓前，给他老人家静静地献上几束鲜花，再摆上一些祭品，然后在香的云雾缭绕中，面对父亲的遗像默默的三鞠躬。

　　细细数来，这样的清明节，我们已经整整过了8个年头。

　　墓碑上刻有父亲的简历：夏振栋，男，生于1920年6月，1935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红军时期，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了陕北宋家川保卫战、开劈陕北关中新区、山西敖坡地区对日阻击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辽沈战役、东北剿匪，南下后参加了解放大西南和鄂川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参加了一、二、三、四、五次战役，参加了汉城、汉汇和西海岸保卫战。曾被国家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被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授予国旗三级勋章、自由独立二级勋章，1988年获中央授予的二级红星勋章。

　　每当看到这些，我对父亲的深深怀念和敬意，就会从心底升起，也为自己能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为了共和国的繁荣昌盛，父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父亲去世后，几乎没留下什么，留给我们最多的就是他那些金光闪闪的勋章和奖章。值得欣慰的是，父亲生前曾口述和写过一些回忆录，经数日整理，我将它拿出发表，以此来寄托我对父亲的哀思，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既是回忆录，还是以父亲的口吻，第一人称来叙述吧。

　 一

　 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湖南省龙山县下母池，有一天，我们给地主放牛的几个伢子，把牛撒在山坡上，又谈起红军的事情来。

　　“听说红军都长着飞毛腿，走得可快了！前几天，还把向子清家的大烟土和谷子全端了！”刘尚儒突然坐起来说。

　　“田也要分给穷人了！”我笑着说。

　　“红军可好了！昨晚借了我家东西，今天，天没亮就送回来了，房子也打扫的干干净净。”这是肖士绍的声音。

　　“听！鼓响！”我们三个异口同声的说。“快！看看去！”尽管我们全没穿鞋，却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人们早把敲鼓的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只好从底下钻进去。到了里头，才看清敲鼓的是红军，鼓旁边还笔直地站着几个，其中一个中等身材，扎着绑腿，衣领上有两面红旗，帽子上缀着一颗五角红星，腰里别着一把盒子枪。

　　鼓声停了，他操着湖北口音说道：“乡亲们！我们是工农红军，今天早晨，我们把林家寨的土豪劣绅抄了，给大家出了一口气！”

　　“你是贺龙吗？”我问道。“小鬼！”他摸了一下我的后脑勺，弯下身子和蔼地对我说：“我是贺军长的战士。”“那你能看见贺龙吗？”“是的。”他答道。

　　我立即鼓起勇气说：“我也要当红军！”“我也要当红军！”刘尚儒和肖士绍也跟着说，这时人群里不断地起伏着这种请求声。这位红军连声说：“欢迎，欢迎！”

　　班长帮我们换上军装，领着我们吃完饭，接着，又告诉我们：这支队伍，是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当天夜里，约莫午夜时分，一声令下，部队便向石碑洞开拔。

　　参军三天以来，部队总是不分白天黑夜的走，一天晚上，我们进入了中保地区。天下着大雨，沿途苞米地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席棚子，棚内外全是敌人的死尸，呲牙咧嘴的，没死的已撤到山上去了。

　　半夜，我们的队伍进了半山腰一座小庙，大家上半身栽歪在长廊里，大腿以下伸在长廊外的雨中就睡了。我紧紧地抱着刚发给我的一只小马枪，怎么也睡不着。天快亮时，就听到山上山下枪声连成一片。

　　班长一听枪响，马上挽住我说：“小鬼，莫慌，跟着我！”子弹在我们耳边“嗖嗖”飞过，班长把我按倒说：“注意，子弹像蜂子叫就是高，嘶嘶响就是低，得趴下冲。”我趴在湿漉漉的山坡上朝山顶望去，只见雾气中，敌人打着伞，像王八盖一样抖动，山下的同志来到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往上冲，吓得敌人四处逃窜，活着的全被我们抓住了，敌人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也被我们活捉了！

　　四月份，我们的主力部队正在打召头寨，敌八十五师追来，妄图把我们围而歼之。贺军长命令四师、六师，连夜奔回板栗园。我们虽然两天两夜没歇脚了，但还是紧跟着部队，在天亮以前埋伏到了山上。

　　我精心擦着小马枪，眼看着东方出现鱼肚白。这时班长招呼我：“栋栋，看！”我顺着班长手指方向看去，山下蝗虫一样到处是敌人。

　　他们抬着重机枪，扛着子弹箱正往山上冲呢。这时，敌人离我们已经很近了，军装的颜色和符号也能看的清清楚楚。后面的还挑着沉甸甸的铜锅。其余的几路，为了更快地上山，全噼哩啪啦地下了水田，连滚带爬的。

　　我端起枪瞄准了一个大个子。“打！”连长一声吼，我一枪就把那个大个子撂倒了。打了一阵子，我们就一直往山下冲，敌人密密麻麻地倒了一大片。沟水已被敌血染红。沟边还扣着敌人的大铜锅，里面全是大米饭，还冒着腾腾的热气。刚扫净沟里的残敌，山腰的一股敌人又开始猛攻我们，双方又交上火了。这时，四师的一支突击队冲了上来，敌人才全部缴了枪。

　　战斗结束后，我看见敌人十五师师长兼纵队司令谢彬身首分离，滚在地上的脑袋翻着半闭的白眼，呲着四颗大金牙。忘记是谁的提议，大家做了一个木头匣，把他的脑袋放了进去，上书“谢彬之首”四个字，轻轻放进河里，为他做了“水葬”。

　　二

　　部队来到龙山城下，只见龙山城墙高筑，大门紧闭，城墙上不时摇晃着国民党兵。护城河外，我们的机枪突然发出一阵怒吼，十几个战士，光着脚，抬着一口棺材，逼近城墙根。不一会，“棺材”轰的一声爆炸了，城墙虽然未被炸开，但敌人却乱作一团，朝城外乱开枪。

　　正午十分，敌机飞来了，在城上空盘旋一圈，就栽歪着膀子撒下不少黑点一样东西。我疑心是炸弹，班长却拍拍我的肩膀，说：“快！快！搞粮食去！”原来，敌人被围在城里，弹虽未尽，粮却已绝，所以叫来飞机运粮。没想到，这些粮食，大多被扔到了城外。

　　我和班长朝一袋粮食跑去，迎面却走来一位身材魁梧的指挥员，健壮的上身穿着一件肥大的军装，头戴一顶前进帽，上嘴唇留着整齐的浓黑胡，两眼炯炯有神，他朝我问道：“小鬼！哪部分的？”“军部侦察连的！”我精神抖擞的回答道。

　　班长一回头，惊愕了几秒钟，马上来了个立正，敬了个军礼说：“贺军长好！”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军长？我愣住了，泥塑一样站在一旁，不知说啥才好。班长替我回答了军长关于我的一切问话。

　　一会儿，只见贺龙军长从右下兜里掏出烟斗，满满地装上烟丝，然后，将烟斗叼在嘴角，摸着我的头笑眯眯的说：“嗬！龙山棒呀！打仗的不怕，飞机的不怕，还参加过活捉张振汉的战斗，不简单啊！来来来，给我点烟。”说着，递给我火柴，弯下腰，把嘴里叼着的烟斗凑了过来。我哆嗦着一连划了三根火柴，才将烟点着。

　　贺军长一边“嘶嘶”地吸着烟，一边眯起一只眼睛对我笑道：“龙山棒！好好跟着吧！”然后对我们挥了一下手，稳健地走开了。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要往东打，一连几昼夜都是急行军。我们打到了津市、澧州、临澧、石门一带，兵锋直指常德，吓得敌人不敢迎战。但是艰苦的自然环境，却时刻困扰着我们。

　　在澧州城外，部队喝的都是河里、堰塘里的水，又臭又脏，加上天气燥热，有很多细菌在里面。所以，一喝就拉肚，不喝口还渴，渴得嘴唇干裂，直往外渗血，不得已，明知水不干净还是要喝，很多人长时间腹泻，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劲。

　　偏在这个时侯，我又染上了火眼，什么也看不见。白天，在阳光下睁不开眼；夜里，全在水田里行军。深一脚，浅一脚，直打咧趄。马灯光一照，眼睛就像针刺一样难受，脑袋更是像裂开般的疼痛。

　　为了击敌，来不及做饭，只能天天干噎炒米。有时，炒米就干卡在食道上，咽，咽不进，咳，还咳不出，两眼冒金花，那滋味真是难受极了！

　　五月的湖南，稻子刚刚吐穗，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加之敌人的封锁，部队整整一个月没吃上粮食了，上顿、下顿全吃水牛肉。由于没功夫多煮，只好半生不熟地吃，越吃越酸，最后，把牙全吃“倒”了，一合嘴，浑身哆嗦。但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一遇到敌人，大家全忘掉了一切，紧咬牙关，对敌人穷追猛打。

　　三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二、六军团也决定于十月底向桑植一带集中整训，为红军长征做准备。

　　一天，我们连肖连长把我介绍给了一个有河南口音的同志。那位同志对我说：“栋栋，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便衣队的人了！”随后，他递给我满满一袋米，还有一褡裢大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从湖南省桑植县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每天除了进行大、小战斗，冲破敌军的重重围追堵截外，还要走一百多里的路。

　　由于长时间行军，我的脚肿得不行，鞋穿在脚上就象紧箍帽一样，每走一步，脚背就像挨刀一样疼。拔出脚来，脚背上就一道沟，再一着地，就撒开一道血痕。我索性光着脚走。个小，跟不上，就一路小跑。一跑，脚板上又起了血泡。时值寒冬，天气虽冷，但每走一步，都要流下几滴汗珠。两脚的疼痛牵扯着耳朵根和后脑勺也跟着疼。在这入骨的疼痛中，我的双眼又有了毛病，啥也看不清。队长要接过我的米袋，首长也劝我骑马，但都被我拒绝了。

　　一天夜里，我的脚疼得怎么也睡不着。冷风阵阵，吹在脚上，火辣辣的痛。突然，我听见有人低声说：“那个龙山小鬼，寄放出去有点可惜，不寄放出去吧，又不行！他的脚都肿到膝盖啦！”什么？要寄放我！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第二天早上，天不亮我就坐起来，咬紧牙关使劲地搓揉我那两条硬梆梆的腿和脚。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滴了下来。约莫半个时辰，我才勉强站起来，找到打前站的同志和他们一起走。从那以后，我每天都提前三个小时出发，咬着牙往前冲，生怕把我寄放出去。

　　半个多月过去了，我的腿和脚也慢慢地消肿了。队长和同志们看到我已经适应长征了，都感到很高兴。

　　有一天，天色微明，我又提前出发了。走了老远，我突然发现钱褡裢丢在了宿营地。里面有七十块光洋。我知道，每一块光洋都是同志们用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我赶紧往回跑，一口气跑了三、四里地，当我看见钱褡裢仍放在柴禾上时，高兴的几乎哭出声来！我立即蹲下来，用颤抖的双手轻轻将它托起，小心翼翼地拂去灰尘，搭在肩膀上，一口气追上队伍。

　　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从遵义南岸再过乌江，调动了全部川军、黔军，布满了乌江两岸，还指令湘军一百多个团紧紧尾随我们。

　　这一段的行军途中，我们经常和敌人开战。

　　有一次，我们便衣队突袭了敌人的一个哨所，进去的时候，敌人正在赌博，看见我们后，敌人吓得你挤我、我挤你地乱作一团，有的还往桌子底下钻，最后，全当了红军的俘虏。

　　从鸭池河渡过乌江后，我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黔西大定、毕节等地。这时，我被调到军部给侦察处长当勤务兵。在那里，我又见到了贺龙军长，还有关向应和甘泗淇等首长。贺军长见到我，老是喜欢逗我，他总是眯起眼睛笑着问我：“龙山棒！又掉队啦！”随后便传来了他和甘泗淇同志爽朗的笑声。

　　四

　　长征途中，我认了不少字。后来，部队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当起了义务宣传员。有时，还红着脸教当地的小孩子唱歌。许多人都学会了“工农要革命，报名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铲除列强建立新中华”的红军歌曲。

　　一九三六年二月，部队离开了毕节，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黔、滇边境迂回作战。进入云南后，三月份的一天，排长通知我，夏振栋同志你被批准入团了，我真是又高兴，又激动。

　　四月份时，我已经在红二军团五师小鬼司号排二班当班长了。

　　部队在乌蒙山区同敌人打了回旋战，然后又紧急西进，横跨富民，宾川、鹤庆、直奔丽江，行军作战十分艰苦。接着从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我们来到了海拔六千多米的玉龙雪山脚下。这是红二、六军团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据当地人说，这座雪山一上一下，相当于七十多里的路。

　　远眺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刺眼的光芒。山高望不见顶。白雪皑皑，一望无垠，整个山脉就像一条晶莹蜿蜒的玉龙。“传说玉龙山上的玉龙，把公主嫁给纳西族首领。”不知是谁这样说了一句。

　　我们沿着曲折的山径向上爬去，同志们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但由于山路太难走，所以，行进的速度并不快。正奋力攀爬时，前方传来消息说，有敌情。紧接着，步枪、机关枪声响成一片……不一会儿，传来了一个令人悲喜交加的消息：喜的是，阻击我们前进的匪徒被先头的部队打垮了；悲的是，有好几名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受伤和牺牲了。其中十二团的参谋长高利国同志，被敌人的滚木雷石击中而壮烈牺牲。

    消息传来，大家心情沉痛。排长高声喊道：“同志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征服面前这座大雪山！”排长的话音一落，大家紧了紧腰间的小包袱，又整理了一下着装，一个紧跟着一个向玉龙山上爬去。路越走越窄，云越来越低，雾渐渐地遮挡住了大家的视线。排长站在一旁，高声提醒道：“这里积雪很深，行走要特别小心！”爬到雪山风口的时候，虽然是夏季，但阴冷的寒风却一阵阵向队伍袭来。大家穿上所有的衣服，披上破绒毯，也无济于事，喝上几口辣椒水也止不住浑身哆嗦。

　　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断崖，都笼罩在一片云雾中。前面部队刚踩出的脚印，不一会儿就变得模糊了。积雪有时齐脚脖子深，有时又齐大腿深。窜到裤腿里的雪，马上化成冰水。我裤腿下半截冻得梆硬，腿、脚全磨破了，鲜血直流，穿着草鞋的脚板被冻得钻心痛。往下看去，长龙似的队伍被沉沉的云雾截截切断。

　　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走几步就要喘上半天。这时，我的脑袋好像胀了好几倍，眼睛直冒金花，仿佛有很多莹火虫在飞，胸口也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嗓子干得要命，嘴唇也难以抿上，两条腿像灌了铅，每迈出一步都要费好大的气力。但谁也不敢坐下来休息，一休息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

　　路越来越难走，狂风卷着积雪，刮得天昏地暗，好像山顶都被锁在云海里。

　　雪不停地下，越下越大。大家在迷茫的雪地里，艰难谨慎地向前爬行，当天下午三点左右终于到达玉龙山顶。大家全身上下都湿透了，衣服上有的地方还结了一层薄冰，冷风一吹，冻得上牙直打下牙。

　　翻过玉龙雪山后，红二、六军团在中甸休息了几天，便离开了这个云南西北边界的最后一座城。兵分两路，右翼为六军团，经稻城、理化等直奔甘孜。我们二军团为左翼，沿着金沙江北上，经过德荣、巴安、白玉也直奔甘孜。

　　一九三六年六月，部队到达了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组成了红二方面军。

　　五

　　从甘孜出发，部队便进入了无边无际、荒凉泥泞的草地。

　　由于我们刚刚爬过雪山不久，又开始了草地行军，许多同志因为长期饥寒交迫，体力不支，常常走着走着，突然身子一歪，就倒在地上牺牲了。每天都有很多战友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草地像茫茫大海，很难辨别方向，加之天气变幻莫测，经常遭到雷雨和风雪的袭击。衣服湿透了，全靠自己的体温把衣服煨干。每天干了湿，湿了干，体内的热量被一点点地耗掉了。晚上宿营就更难熬了，两个班挤在一个小帐蓬里，帐篷四面漏风，夜里气温又常常降到零度以下，阵阵寒风袭来，冷得难以入睡。大家是一会儿睡，一会儿醒，有时干脆都坐起来，背靠背地挤在一起，相互用身体取暖，打打盹。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一起来仍感到不解乏，头经常是昏昏沉沉的。

　　因为还要赶路，只能喝些水，吃点干粮，又出发了。这样走了十几天，部队携带的粮食越来越少了。

　　我们司号排二班，原来有七名同志，年令都在十四、五左右。七人中有三人在爬雪山时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过草地时，我们这个被称为“红小鬼班”就只剩下了四个人。但是，在饥饿和死亡威胁面前，我们谁也没低头。

　　每到宿营地，大家先烧上一盆开水，把几粒麦子和野菜搀和到一起煮煮吃。粮食不多，就到附近的地方去挖野菜。先头部队啃过的牛骨头、马骨头、羊骨头，我们就捡来用火烧一下或用水煮一煮再啃一遍。牛粪上的野蘑菇也成了我们的美餐。只要是能吃的，大家就嚼烂了往下咽。大家饿得脸肿、腿肿，身体轻得像张纸，一喘气浑身就发颤......但大家团结一心，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活着走出草地。

　　夏云昌同志是我们班年龄较大的一位，他经常冒着被土匪武装袭击的危险，想方设法地寻找食物。还经常帮助体弱的同志背东西。我生病的时候，夏云昌同志主动照顾我，使我的病很快痊愈。他的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经常感动和鼓舞着大家。我们这些“红小鬼”，就是这样在饱尝千辛万苦中相互安慰，相互帮助，相互鼓励，没有一个人抱怨和退缩。

　　后来，部队彻底断粮了，我们整整四天一粒粮食也没沾牙。胃里磨得灼痛，眼前冒着一片金星，但是，大家还是咬着牙一步半步地往前扑！

　　草地上没有路，也没有人烟，可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红日高照，一会儿狂风暴雨，一会儿又下起了冰雹。由于地势有高有低，低洼的地方水草相交，部队行军常常要涉水行进，很多人的腿脚全泡肿了。最危险的是过沼泽地，一不小心掉进去，就可能再也上不来了。

　　随着部队的行进，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后来啥也没了，只好把皮带、皮包、皮草鞋都拿来煮着吃。有些皮革，因为被制皮药浸泡过，所以，烧完后吃在嘴里特别苦，咽到胃里有时还要吐出来，没有办法，还得吃，就这样吐了吃，吃了吐，真不是滋味。

　　有一天，在我们行进途中，突然出现了一座二百米高的光秃秃的小山。“山！”大家都高兴地叫了起来，山是草地尽头的象征啊！大家相互鼓励着赶快过。可是个个早已是筋疲力尽，东摇西晃，只好相互搀扶着艰难地往上爬。还没到半山腰，忽然天气大变，一阵狂风卷起一片乌云，接着雨和冰雹大作，我们被淋得象落汤鸡似的。但我们还是挨命地挣扎到了山顶。举目一望，唉呀！还是一望无际的草地。大家都失望地呆住了。

　　这时指导员来了，他看着我们说：“小鬼呀，走不动了吗？过了草地就是胜利！”在指导员的鼓励下，大家打起精神继续前行。我的腿肿得已不听使唤，加上几天只吃了一些野菜，喝了点苦水，两腿就像绑了大石头似的抬不起脚。突然，我觉得一阵心慌，两眼冒金花，差点摔倒。我赶紧支撑住身体，总算没有倒下。

　　班里小赵同志站着站着，便两眼发楞，双手紧紧握在胸前不动了。“小赵，你怎么了？”同志们惊呼着，跑上前搀扶他，可大家的身体都像灯草一样软绵绵的，那里扶得住，扑通一声都倒在了地上。我慢慢爬了起来，让他紧紧依着我。好久，他才微睁双眼，无力的对我说：“班长，你们走吧！我实在走不动了。”我摸摸干粮袋，早就空无一物，我望望同志们，大家都面面相觑，满眼悲伤。大家抓住小赵的手紧紧握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难过极了，赶忙找来指导员，指导员咬着嘴唇，黑瘦深陷的面颊痉挛着，他严峻地说：“小夏，你去找点水，我还有些炒面！”炒面？大家都怔住了！

　　我很快端回一碗水，指导员把自己忍饥挨饿保存下来的半碗炒面倒在碗里，用水调匀，送到小赵面前。小赵久久望着大家，又望望指导员，止不住地滚下泪珠，“指导员，你们……”他说不下去了。

　　指导员轻轻扶着他的背说：“小赵，你吃了吧，前面会有粮食的！”同志们也说：“我们还能行，你赶快吃吧，为了革命，我们生死在一起！”大家眼圈都红了。

　　这时，小赵慢慢地把碗送到嘴边，颤抖着吃了下去，挣扎着想站起来走，但结果，只是晃了几晃，又坐了下来。他伸手叫我把他扶起来，可我刚去扶，他颤抖了一下嘴唇，瞳孔散大，迅速失去了光泽……指导员和我们大家齐声呼唤着：“小赵！小赵！”小赵再也没有回答。又一个可爱的战友和我们永别了。大家用他的破绒毯覆盖在他的身上，将他的遗体掩埋好，沉痛地向他告别。

　　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相互搀扶着，鼓舞着，又继续前进了。

　　途中，土匪的骑兵，不时在四面八方朝我们打冷枪。一听到枪声，大家就来劲了。本打算消灭敌人好弄些粮食和牲口什么的，可敌人一听到我们还击的枪声，早跑得无影无踪。部队就这样走过了阿坝、巴西……来到了四川、甘肃边界区，看到了有名的麻尔柯山。

　　大家一阵狂喜，因为，翻过这座山，就意味着草地走完了。

　　翻越麻尔柯山，我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因为，历时几个月的长征，再加上没有饭吃，没有御寒的衣服，大家的身体已经到了不可想象的衰弱地步，所以，麻尔柯山，是我们红军战士用自己的钢铁意志，托着疲惫之躯，咬着牙，拼着命，爬过来的最后一座大雪山。期间，又有许多战友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六

　　经过五十多天的艰苦行军，九月初，我们终于胜利地走出了一望无际的茫茫大草地，到达了甘肃省的哈达铺。

　　这时，我们“红小鬼”司号班就剩下我和夏云昌两个人了。其余的战友，都没能活着走出草地。

　　父亲的长征岁月不仅仅属于他个人，更是举世无双的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个缩影。今天，有幸把父亲亲历长征的经历和故事与大家分享，将伟大的长征精神传承给后人，也是我对父亲戎马一生的最好回报。想必，父亲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的。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引自毛泽东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